文化全球化及其民族基礎

文化全球化及其民族基礎雖然當前的文化與文化全球化問題是被人普遍關注的問題，但它卻不是現在才出現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論述過資產階級對世界市場的開拓所帶來的文化結果，其表現之一就是世界文學的形成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這種文化格局出現的歷史必然性：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tài)，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為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4-255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上述的世界文學及其背景，雖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但卻是世界現代史上的文化全球性最早的開始，其中已經包含現代全球化的意義，這就是一個民族的經濟與文化活動，并不僅是單純地屬于本民族，只在本國本民族中得到交流和享用，而是從國家和民族的閉關自守狀態(tài)下擺脫出來，成為具有某種共同共通的經濟與文化交往交流的關系，雖然這些國家和民族之間在這種關系中的地位、作用、利益是并不相同的，但趨向卻是從封閉、隔絕、拒斥而走向超國界的交往與交流，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初步的經濟和文化全球化的開始。
　　我們看到，在全球化的發(fā)展過程中，作為民族化的對立矛盾存在是單極化。由于國家、民族的強勢不同，在經濟和文化交流中的利益要求也不同，超越平等互利的原則的“全球化”則將導致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沖突，甚至會走向嚴重的單極化。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沙奈說“‘全球化’這個詞可能會掩蓋一個事實：資本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特征，恰恰是將國際和國內雙重的單極化運動融為一體，構成資本全球化的中心。單極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資本能夠更多地從中受益。全球化運動結束了已持續(xù)了一個世紀的融合和趨同趨勢。”沙奈繼續(xù)分析全球化過程中國家利益的不同，他說：“單極化首先是國際范圍的，它使處于世界壟斷中心的國家、與中心的國家合作的國家和位于周邊地帶的國家之間突然形成巨大的鴻溝�！�…完全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熱潮邊緣的國家，在國際政治體系和不平等貿易的共同作用下，不僅成為附屬國、原料儲備國，而且完全如同帝國主義‘經典’時期一樣：對于處于世界壟斷中心地位國家和公司來說，這些國家實際上已經不再有任何經濟或戰(zhàn)略（冷戰(zhàn)結束）意義�！保ㄗⅲ焊ダ仕魍摺ど衬沃�，齊建華譯：《資本全球化》第18-1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之間在經濟利益上是如此矛盾，在文化上雖不是像經濟單極化矛盾表現得那樣直接明顯，但文化價值的認同、文化地位的確認、文化市場的競爭，如此等等的矛盾，還是普遍存在的，并有多極與單極的矛盾斗爭，有時也是比較激烈的。歷史與現實都是如此。
　　在文化全球化的進程與結構中，民族文化的充分存在與地位肯定，是全球化的多樣性保證。必須承認，在當前世界的現實格局，每個民族不論其大小強弱，都各有其文化存在，并也具有文化的精華與貢獻，由于這種歷史與現實的存在，世界文化才多姿多彩。但由于各民族的歷史發(fā)展不平衡，在現代世界上展露的程度不同，被人了解的先后不同，因此，在全世界上的顯現程度上很不相同。全球是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全球，因此不僅各個民族應被確認，它的文化也應予確認。要想促進文化的全球化，則須將世界各個民族的優(yōu)秀的先進的文化，廣泛地納入世界的平等文化格局之中，成為世界多元格局的多樣性的文化存在。在當前的世界范圍內全球化問題大討論中，許多有識之士無不擔心全球化民族應有的存在地位與命運，尤其是民族文化的地位與命運，這并不是杞人憂天的多余之慮。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在南京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時發(fā)表題為《多語化與文化的多樣性》的演講，他說：“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化并不僅僅局限于商貿往來或信息交流的全球化。從‘世界化’這個詞最廣泛的含義來看，它首先對文化產生影響。”他特別提醒人們：“也許大家并不都知道，每兩個星期就會有一種語言從世界上消失。隨著這一語言的消失，與之相交的傳統(tǒng)、創(chuàng)造、思想、歷史和文化也都不復存在。”加利對于這種文化境遇的危機進行了深刻的剖析：“我們處于一種相悖的境遇中：國家在贏得主權的同時也在失去主權。當一個國家的政治產生國際性的影響時，它便贏得了主權。當一個國家的政治在越來越多的方面更多地依賴于其他國家，尤其依賴于凌駕于國家結構之上的新興權力時，它便失去了主權。因此，從全球的角度來思考民主，在世界化破壞民主之前讓世界化得以民主化，這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只有國際社會各個權力層次都行動起來，只有保護語言和文化的多樣化，國家關系的民主化才能得以實現。”（注：轉引自許鈞：《語言·翻譯·文化的多樣》，2002年6月28日《文匯讀書周報》。）加利的看法是很有實際針對性的，他似在提醒許多弱勢民族與國家，不要在全球化的這個必然走向中忘記和喪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地位，也就是必須保持全球化進程中民族文化的地位，不然就是強勢文化的單一化、單極化。文化在全球化中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存在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全球化。
　　從發(fā)源于商品經濟和世界貿易經濟交往關系并與之一起出現的世界文學與文化的交往關系，到今天全球性的經濟與文化交流與合作，有一個漫長的歷史發(fā)展過程。這個歷史潮流發(fā)展程序就是向全球化進展的程度。如果對這個時間過程和實現的程度進行一下測量，就不難發(fā)現，文學或文化的全球化，不僅在時間過程中有從無到有的程度，從少到多的程度，還有從交流到合作的程度，從更多的被動接受到自覺拿來的程度，從接受別國到與別國平等交流的程度。這種種不同的程度，就是文學和文化在全球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限度。在今后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這種限度將長久地存在下去，只要民族還存在著，它就幾乎是一個無盡的過程，而文學或文化全球化問題的提出，就要人在理性上認識這個限度，找到克服限度的正常的方法和策略，求得用全人類創(chuàng)造的先進的優(yōu)秀的文化和文學來豐富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文化，擴大這種文化的共享，以便盡皆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對于我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參與文化的全球化，其前提條件和基礎條件是參與經濟的全球化，要成為世貿組織中的平等一員，沒有經濟上的力量與地位，文化上的參與力量是很受局限的。在當今世界上文化力量是受經濟力量所支撐的，世界格局中的文化權力，歸根結底也是經濟的權力。因此我們看到，在當代世界中，經濟上落后的國家根本發(fā)展不起來自己的文化，自然也不會在全球化文化中占有自己的地位，這是必須改變的歷史局面。尤其是當今世界的經濟藝術化、藝術經濟化，使經濟直接成為藝術文化的載體和依托，這更造成了經濟不發(fā)達國家的文化發(fā)展力的局限，也更見經濟發(fā)展對于文化發(fā)展的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沒有經濟實力的保證，必然難于實際參預文化全球化的格局。美國不論有多少個哥倫比亞、三星、�？怂�、環(huán)球電影公司賣給外國，它們生產的影片在口味上仍是美國的，這可以說是經濟的文化消化力。
　　文化的全球化是世界各個國家的民族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影響與接近。這其中的基元因素是民族文化，無數的民族文化構成為世界性的全球文化。所以，這種全球化絕對不是脫離民族文化而存在的超民族文化的文化。因此，為了推動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是在民族文化創(chuàng)造中可以削弱和消解文化的民族性，而必須是認真地在民族生活的土壤上，創(chuàng)造有充分特點的民族文化，所謂“越是民族的越可能是世界的”說法，也是指向這個意義的一種論斷。我們從已往的世界文化和文學的交流經驗中，可以充分了解到，真正能走出國家、走出民族天地的，乃是那些原本屬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出類拔萃的珍寶。在今后的文化全球化的格局中，最先最充分地成為全球共享的文化，也必然是這種文化。
　　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東西方文化的矛盾沖突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自19世紀以來，西方的殖民主義政策比較普遍地施展到東方，經濟上的掠奪，政治上的壓迫，文化上的統(tǒng)治，使東方各殖民地國家的各族人民飽受苦難，在文化上的破壞和阻撓作用也是十分明顯的。這時的文化交流主導形勢是單向的西方“送來主義”，而東方文化除了可以掠走的物質文化產品之外，其余許多都是不被承認的“落后文化”。這種文化上的不平等，更體現為西方強勢文化的話語權力和文化霸權，對東方文化形成了西化的威脅。所以，真正的文化全球化，決不是消解東方文化的“西方化”，而是平等的交流和互補，向著更大程度的世界文化的生成和發(fā)展的目標切近。這個目標要求東西方都得實行平等的開放政策，就如同經濟上的開放政策一樣，以促進人類先進文化的共享。盡管文化全球化中，還有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價值觀念的不同，這都是一種阻礙條件，也是文化全球化程度的一種限制，但不同國家和民族間的互依，終究會找出解決交流接近的方法的。實際上21世紀的開始已經預示了非常好的兆頭。
　　在文學與文化全球化的過程中，文學或文化藝術理論的全球化，不僅具有更為廣闊的天地，也是司以走在其它文化存在的前頭，成為進一步促進文學與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先導。由于在人類的文化藝術發(fā)展中，有很多共同的規(guī)律，也有許多民族的特殊性，文學和文化的理論不過是這些現象的科學揭示和具體規(guī)律的總結。這些作為理論形態(tài)的存在，如果真正的具有科學性，同時也必然具有相當廣泛的適用性，其理論范疇在不同國家、民族之間也自然具有對應性。由于各民族之間的歷史差異、文學與文化差異，也會造成理論范疇的差異，甚至是范疇有無的不同。在民族文化交流史上，對于其他國家某些概念范疇的采用，是民族文化史上的常事，只要是成為表意的符號，盡可以他為我用，不必認為是“失語”，中國的佛禪文化史已早有成功先例。例如“覺悟”、“化身”之類，不僅是佛家用語，也是世俗用語；在世俗用語中，已被賦予世俗所指意義。在文藝理論中實際也有許多這樣的范疇概念，如“悲劇”、“典型”、“誤讀”、“文本”等等，都是正常交流引入，自覺的吸收，并不體現為話語的權力。
　　在全球化文學與文化語境中，世界各民族本土文學與文化的發(fā)展程度，是本土文學與文化克服參與性的限度，并是最大可能參與全球化文學與文化創(chuàng)造的保證。因為全球化的文學與文化是以民族本土文學與文化為基本條件的，如果沒有本土的文學與文化基礎就沒有全球性文學、文化：只有當各民族以優(yōu)秀、豐盛、特殊的文化藝術匯成為全球化的文化藝術之后，始有這個共享文化藝術的存在。因此，對于中國的現時的文化藝術創(chuàng)造者來說，要想融入全球化的文化藝術格局，放眼世界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創(chuàng)造的立足基點必須是本土的，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非中國人創(chuàng)造不出來的文化藝術。而我們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方針，正是創(chuàng)造這種文化藝術的原則保證。
　　我國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由于經濟的文化的科學的發(fā)展水平的限制，在總體文化狀態(tài)上尚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當前對于世界性的文化工業(yè)或“大眾文化”的涌來之勢，我們以什么對策消解它的副作用，建立我們的文化安全體系，不使它左右我們的文化市場；而且我們生產的文化藝術產品，不僅要有相當水平，還能打出去，走進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如果對等交流，我們手中也能有足夠的交流對象，這的確是一個迫切的現實課題。以電影、電視劇來說，涌入中國本土的已有不少，而且會越來越多；我國生產的能進入歐美地區(qū)的卻非常少。何況，輸出的作品常常是我們的生產有適應外國人的傾向，而外國輸入進來的卻有讓接受者適應西方的傾向。如果這種趨勢不能遏止和改變，而是無限發(fā)展下去，那在文化上確實有全球化帶來“西化”和“同化”的危險。要避免和防止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我們除了必有的保護措施之外，還必須在深厚的民族本土文化的土壤上，廣泛地、高質量地創(chuàng)造我們的文化藝術，不僅以之供給國內的審美大眾，也能不斷增強走向世界的勢頭，以期在不遠的將來，我們以現代化的文化大國、強國的姿態(tài)，出現在全球化的文化格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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