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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觀念”
“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觀念” 在現代中國文學的“創(chuàng)制”過程中，“觀念”的力量真是不可小視。翻開海內外任何一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也許在具體問題上，比如對作家、作品的評價，對思潮、流派的判斷，各自的立場不同，觀點歧異，甚至針鋒相對。但透過分歧的表面追究深層的理路，卻不難發(fā)現它們潛在地遵循著某種“不言而喻”的前提，并且相當自覺地將其轉化為敘述歷史的“元語言”。剖析這一前提是很復雜的工作，因為它涉及到一個構造頗為精致的關于“現代性“的“話語裝置”（discursive apparatus）。酒井直樹指出：“前現代－現代－后現代的序列暗示了一種時間順序，我們必須記住，這個秩序從來都是同現代世界的地緣政治構造結合在一起的�，F在眾所周知的是，這種秩序基本上是十九世紀的歷史框架，人們通過這個框架來理解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種族在這個系統(tǒng)里的位置。‘后現代’作為這個序列的最后一項是最近才出現的，但‘前現代’和‘現代’的在歷史和地緣政治上配對組合卻早已成為知識話語的主要的組織手段(organizing apparatus)之一。因此，這個謎一樣的第三者的出現所證明的也許不是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轉移，而是我們話語范式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結果是，我們以往認為是不容置疑的歷史? 卦嫡沃刃潁辭跋執(zhí)執(zhí)鬧刃潁淶迷嚼叢匠晌侍飭恕�，他进而强钓嵑“染J徊握漲跋執(zhí)拖執(zhí)庖慌潿裕臀薹ɡ斫狻執(zhí)浴飧鍪跤鎩��！?〗在后現代的語境下，從“現代中國文學的確立”這樣一個“微觀歷史”的側面進入并分解這個“裝置”，正是我在今后研究中希望承擔的任務。不過，首先可以明確指出的是，所謂“現代文學觀念”在其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現代中國文學的歷史敘述極端重視“現代文學觀念”的作用，幾乎所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在討論“五四”文學革命時，都把描述的重心放在文學觀念的變革上。這樣的歷史敘述不單對應了梁啟超關于晚清至民國社會“由器物而制度再文化”的漸次變化的論述，〖2〗作為新思潮重要組成部分的“文學革命”本身即是社會文化變革的一項顯著表征；也不僅提示出林毓生描繪的“藉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的五四思想的內在特征，〖3〗借用魯迅的說法，“聽將令”的文學必定會打上思想、觀念先行的烙印〖4〗，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展露了現代中國文學“創(chuàng)制”過程中某些可供進一步分析的“歷史瞬間”，按照竹內好的看法，沒有這樣的瞬間，歷史就不成其為歷史。〖5〗實際上，作為現代中國文學歷史敘述的依據的“現代文學觀念”同時構成了它的合法性基礎，兩者互相生產、互相支援，形成了一條鎖閉而完整的權威歷史話語鏈，離開了權威歷史話語的闡釋，我們得不出關于這段歷史的其它結論。 眾所周知，現代中國文學自誕生之日起就被稱為“新文學”，但仍需追問的是，它何以為“新”，即建立“新文學”的合法性基礎何在。如此提問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是在和所謂“舊文學”相對立的意義來界定“新文學”，而且要求“新文學”于當下顯示出面向未來的特征。1920年1月，周作人在一篇題為《新文學的要求》的講演中，引人注目的兩次使用了“現代”的概念，他認為“人性的文學”和“人類的文學”是“現代文學”最重要的品格，也是“新文學”需要努力的方向�！�6〗這意味著“新文學”并不必然地擁有成為“現代文學”的優(yōu)先權，倘若它要證明自己天然地擁有優(yōu)先權，就必須顯示出未來發(fā)展的方向和“現代文學”的品格緊密相關，甚至合二為一。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性”態(tài)度，�？圃诜治鰡⒚珊同F代性的關系時指出：“啟蒙的分析──把歷史規(guī)定為人類向成人狀態(tài)的過渡──把當代現實與整個的運動和它的基本方向聯系起來。但是，與此同時，它表明，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每個個人是怎樣以一種特定的方式對整個過程負責”�！�7〗在他的分析中，“啟蒙”即是一種“現代性態(tài)度”，個人的存在和工作的意義是同他所存在的特定的時刻──現代──相聯系的，而這種聯系與對整體歷史及其通? 蛺囟康牡墓痰姆此季哂心讜詮亓�。蛹喫拓�?“新文學”的存在意義同樣在于它和尚待爭取的“現代文學”品格之間的關系，這一關系既是未來走向的，又是尚未決定的，因此在當時更多是作為一個問題而存在。 這個問題自“五四”以來就一直困擾著新文學，在一般認為新文學已取得文壇穩(wěn)固地位的1926年，梁實秋依然擔心新文學“日久氣衰，仍回復于穩(wěn)固的基礎之上”�！�8〗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還是需要服從啟蒙方案的設計，首先是“觀念”（“思維”）的變革。正像康德在《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啟蒙？》中將“思維方式的真正變革”當作“啟蒙”的中心環(huán)節(jié)一樣，〖9〗梁實秋在討論“現代文學的任務”時，明確提出：“我以為中國文學之最應改革的乃是文學思想，換言之，即是文學的基本觀念，文學是甚么？文學的任務是甚么？中國過去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解答的？我們現在對以前的解答是否滿意？如不滿意應如何修正？這些問題我以為應該是新文學運動的中心問題�！啊�10〗不過他的倡導仍然停留在理論研究上，沒有落實到具體的、可供操作的層面。 到了1935年，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十卷本《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個十年：1917—1927）》，來為“偉大的十年間”作一歷史定位，才算是第一次以回顧和總結的方式較圓滿地回答了上述的追問。當時上海的大型刊物《文學》發(fā)表《最近的兩大工程》一文，把它與鄭振鐸主編的《世界文庫》并列：“《大系》固然一方面要造成一部最大的‘選集’，但另一方面卻有保存‘文獻’的用意�！缎挛膶W大系》雖是一種選集的形式，可是它的計劃要每一冊都有一篇長序（二萬字左右的長序），那就兼有文學史的性質了。這個用意是很對的。不過是因為分人編選的緣故，各人看法不同，自然難免，所以倘若有人要把《新文學大系》當作新文學史看，那他一定不會滿意。然而倘使從這部巨大的‘選集’中窺見‘新文學運動’的第一個十年的文壇全貌，那么倒反因為是分人編選的緣故，無形中成了無所不有，或許他一定能夠滿意�！缎挛膶W大系》的編輯計劃也是近年來少有的偉大企圖，全書十冊……開頭還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頗長的總序。倘使拿戲班子來作比喻，我們不妨說《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勻稱的�！薄�11〗人們也許很難理解，在政治、文化和文學立場急劇分野的三十年代，位居于左、中、右不同陣營的作家，比如胡適、周作人、魯迅、茅盾、阿英和鄭伯奇，怎么可能如此輕易地跨越態(tài)度的畛域，聚集在一項共同的事業(yè)上？當然不能簡單地把原因歸結在良友圖書公司和它的年輕編輯趙家璧的“神通廣大”上。問題在于這項共同的事業(yè)并沒有彌合他們之間的分歧，在公司出于廣告目的要求撰寫的“編選感想”中，郁達夫和鄭伯奇仍然繼續(xù)打著關于“偉大作品”的筆戰(zhàn)，周作人則皮里陽秋地捎帶了幾句左翼文人對小品文的批評：“我覺得文就是文，沒有大品小品之分”�！�12〗但分歧又不妨礙他們?yōu)榫庍x“大系”走到一起來，這意味著分歧的背后還存在某種更高準則的制約。趙家璧在為“大系”寫的出版“前言”中說得很清楚：“在國內一部分思想界頗想回到五四以前去的今日，這一件工作，自信不是毫無意義的�！薄�13〗 汪暉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曾指出：“‘五四’啟蒙運動是由千差萬別、相互矛盾的思想學說構成的，然而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歷史運動，它實際上必須找到一種基本的精神力量或情感趨向，從而使得各種紛紜復雜的思想學說獲得某種‘歷史同一性’。一切對啟蒙運動的歷史敘述，都必須在這種‘歷史同一性’基礎上進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找到打開各別學說和思想原則之迷宮的通道，才不至于在觀念的大雜燴中不知所措”正象他的研究所顯示的，“五四”啟蒙運動缺乏像歐洲啟蒙運動那樣統(tǒng)一的方法論基礎，缺乏內在的歷史和邏輯的前提，但事實上卻又形成了一個共同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其中的緣由即“在各種理論矛盾之中仍然保持著的內在統(tǒng)一性乃是一種‘基本態(tài)度’”，這種“同一性”不存在于各種觀念的邏輯聯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紛雜的觀念背后，存在于表達這些相互歧異的“觀念”的心理沖動之中，也即存在于思想者的“態(tài)度”之中。〖14〗對這一態(tài)度最鮮明的表達莫過于胡適，他在總結“這兩三年新思潮運動的歷史”的《新思潮的意義》中說：“據我個人的觀察，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新態(tài)度。這種新態(tài)度可叫做‘評判的態(tài)度’。評判的態(tài)度，簡單說來，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別一個好與不好……尼采說現今時代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匦鹿蓝ㄒ磺袃r值’八個字便是評判的態(tài)度的最好解釋”�！�15〗汪暉相當敏銳地發(fā)現這種態(tài)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對象性，但它指向對象的是“價值判斷”，而非“結構分析”�！�16〗那么評判好壞，估定價值，它的標準從哪里來？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6卷1號發(fā)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指出傳統(tǒng)社會“非難本志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jié)，破壞舊倫理（忠孝節(jié)），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他聲稱這種“破壞”背后蘊涵了共同的價值標準，“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下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在陳獨秀的表述中，文學占有特別重要的位置，它和“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內在關聯藉著反對“舊文學”得以表達，同時又隱含著更深的一層意思：在“科學”和“民主”的共同催生下“新文學”才? 靡緣Ｕ夂退凇段難Ц錈邸分刑岢齙鬧摹叭籩饕濉畢嘁恢攏霸煌頻溝褡戀陌②牡墓笞邐難�，建设平易的书潤扳c矯裎難В輝煌頻鉤賂鈉陶諾墓諾湮難�，建蓹蓪\實牧⒊系男詞滴難В輝煌頻褂鼗薜募梟納攪治難�，建设明琳f耐ㄋ椎納緇崳難А�。�?7〗可問題在于當時的人們對“科學”和“民主”的理解差異極大，就單純的學理而言，根本無法形成統(tǒng)一的立場，更何況把“科學”和“民主”的原則運用到文學領域還需要一系列復雜的中間環(huán)節(jié)。 在胡適對文學改良“八不主義”的呼喚中，在周作人對“人的文學”和“平民文學”的吁求里，〖18〗我們的確隱約可以聽到“科學”和“民主”的回音，但這回音夾雜在對傳統(tǒng)文學“墮落”、“非人”和“貴族化”的斥責聲中，含混難辨，依然是意向性的“態(tài)度”，而非明確化的“標準”。由此看來，僅僅透過對現象的剖析還難以把握“現代文學觀念”的演衍幻化，尚需進一步推究現象背后的內在結構方式。從《文學改良芻議》、《文學革命論》，到《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新文學的理論“創(chuàng)制”者們似乎在自覺地運用一種“否定式”的論證方法和修辭策略，最典型的就是胡適的“八不主義”。盡管“八不主義”的提出是否受到了美國著名意象派詩人龐德(Ezra Pound)的《幾個不》(A Few Don’ts)的影響，還是一個未有定論的問題，〖19〗但胡適宣稱：“我主張的文學革命，只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而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并沒有關系”，〖20〗雖是有意為之，卻并非言之無據。因為“八不主義”立論的基礎即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批判，更不用說那種以“說不“的方式明確表達的否定意向。如果離開了它的批判和否定對象，我們很難想象所謂“新文學”是如何建構起來的。 可見，正是通過這種“否定”的方式，五四的“新青年”們力圖建立起一種新的“文學”的主體同一性（subjective identity）。這種新的文學主體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與傳統(tǒng)文學的斷裂和區(qū)別，它的同一性立基在一系列文學和語言內部的二元對立上：舊／新、古／今、雅／俗、死／活、文言／白話……緊接著二元對立模式的自然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之所以如此選擇，不是依賴于理論性的闡明，而是根據東西方的比較。如果說在《文學改良芻議》里，胡適僅在“不避俗語俗字”的條目下援引“但丁路德之偉業(yè)”為例證，那么到了《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但丁藉方言寫作以對抗拉丁文，最終創(chuàng)造新國語的史實，則直接成就了他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21〗在胡適的論述中，德國的路德、意大利的但丁、英國的喬叟……這些西方人所曾經從事的“偉業(yè)”，不僅指明了中國新文學發(fā)展的未來方向，而且提供了重新解釋中國文學歷史的契機，路德“以德文譯‘舊約’‘新約’”，啟發(fā)他將“白話文學史”的起點定位于以口語譯佛經的時代，并且在后來回顧“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時，胡適也特別重視“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除了肯定“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他更強調了嚴譯和林譯著作在新舊文學過渡期的標識性意義�！�22〗在東西方比較的視野中，新文學呈現出對“西方”無條件的認同，“西方文學”在中國新文學的內部發(fā)揮著規(guī)范、品判和指導的作用。以致于多少年后有學者要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明確表示：“除了為那些純粹遵從傳統(tǒng)的批評家所堅持的理論外，我將不涉及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因為這些理論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西方或其它影響的支配，諸如浪漫主義、象征主義，抑或馬克思主義。因此其價值和趣味，已與形成了一條基本獨立的批判觀念的中國傳統(tǒng)文學理論，不可同日而語了。”〖23〗但是這種“認同”并不象人們慣常認為的“全盤西化”那樣簡單，它牽扯到更加復雜的往來于東西方的“現代性”歷史圖景。 三好將夫在討論“現代日本文學”時指出：“日本文學正像任何其它國家和區(qū)域的產品，只是當它與時空的界限相聯系時，才有可能加以界定。它也許十分顯而易見的是‘日本的’；但它的構成并不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神圣與絕對的純而又純。我們必須將這一點謹記在心，就是當對于西方范式必須堅持具體化和特殊化的時候”�！�24〗若把上述文字中的“日本”換為“中國”，同樣深具啟發(fā)性。中國新文學在比較的框架里，透過否定的方式建立起主體的內在同一性，它的“時空的界限”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將文學內部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與東西方的文化對比聯系起來，新舊之爭就成了東西之辨；二是把“進化”觀念作為文學歷史構成的基本時間意識，新舊之爭又成了進步和落后之別。這使得“新文學”超越了文學領域的限制，將其合法性訴諸于更廣闊的“現代性”話語構造中。無論新／舊、東／西，還是進步／落后，這些二元對立其實都從屬于上文所說的那個精致的“話語裝置”。這個“裝置”正像酒井直樹分析的：“如果不參照前現代和現代這一配對，就無法理解‘現代性’這個術語。從歷史的角度看，‘現代性”基本上是與它的歷史先行者對立而言的；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它與非現代，或者更具體地說，與非西方相對照。因此，前現代和現代這一配對是作為一種話語性的圖式，依此配對一個歷史的謂語可以被翻譯超成一個地緣政治的謂語，反之亦然�！懦饲艾F代西方與現代的非西方的同時并存之可能性“�！�25〗由此我們不難了解為什么“新文學”僅靠對“西方文學”史實的敘述，無需多少理論的說明，便在和舊文學的對決中獲得了絕對的權威。由于文學被納入到整體的“現代性”方案設計中，隱含在具體歷史敘述里的“現代文學觀念”作為一種已然講出的卻又未曾明言的話語，在理論敘事和歷史敘事相互轉換的過程中持續(xù)地發(fā)揮作用。 從“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現代中國思想狀況發(fā)生了一系列極富戲劇性和深具影響力的變化，“中國現代文化論戰(zhàn)是如何從歷史敘事的基本形式過渡到理論敘事的基本形式的？五四啟蒙運動的歷史敘事如何內在地依賴于元敘事，科玄論戰(zhàn)的元敘事又如何依賴于現代性的歷史敘事？中國現代思想對現代性的質疑如何依賴于現代性的歷史敘事，并促成了現代知識體系的重構？中國現代性的知識體系的結構是如何脫胎于歷史和文化的敘事的？”〖26〗汪暉的這一連串追問提醒我們注意，在新文學構建的過程中，如果同樣存在著理論敘事和歷史敘事兩種形態(tài)，那么它們處于怎樣的歷史關系之中？這種歷史關系又是如何決定新文學未來的走向？既然新文學缺乏明確的理論界定，那么在否定的對象逐漸衰退的情況下，同一性的態(tài)度難免發(fā)生分野，原來被包裹在具體史實中的“現代文學觀念”也呈現出內在的矛盾和緊張。這就是文學史上所謂的“新文學陣營的分化”，但這一分化始終發(fā)生在“現代文學”中，它表現為“現代性”內部的分歧和多種“現代觀”的爭辯，讓我們看到了“現代文學觀念”自身的多樣性和可能性。而一旦對手的實力再次增強，有可能危及“新文學”的合法性，那么分化的力量又可以重新集結起來，在和對立面的斗爭中獲得態(tài)度的同一性。 這就回答了前面由《新文學大系》的出版引發(fā)的疑問。三十年代初，五四新文學受到來自多方面的嚴峻挑戰(zhàn)，革命文學的興起，尊孔讀經運動，乃至林語堂提倡的“語錄體”……各種勢力都把矛頭指向了五四新文學�！�27〗“大系”的編輯和出版，恰巧為回應這些挑戰(zhàn)提供了機遇。這套書不僅通過對重要的理論、創(chuàng)作的匯集，而且運用具有相當策略性的編輯手法，甚至在文獻史料的選擇安排上，都力圖捍衛(wèi)“新文學”的合法性。正像有人指出的那樣，《新文學大系》“在編輯學上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方式，把選家之學轉變?yōu)槲膶W史家之學。”〖28〗它那精心撰寫的“導言”，細致編排的作品、史料，以及頗具權威性的編選者，共同匯聚成一股解釋歷史的力量，描繪出一幅影響至今的“現代中國文學”發(fā)生的圖景。 【注釋】 酒井直樹（Naoki Sakai）：《現代性與其批判：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問題》，白培德譯，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1998年6月。 參見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之三十九，臺灣中華書局1979年版。 參見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穆善培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魯迅：《吶喊·自序》，《吶喊》，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 竹內好：《何謂現代》，霍穎譯，載《后殖民理論與文化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參見周作人：《新文學的要求》（1920年1月2日在北京少年中國學會演講），載《藝術與生活》，岳麓書社1989年6月版。 �？疲∕ichel Foucault）：《什么是啟蒙？》，汪暉譯，載《天涯》1996年4期。 梁實秋：《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載《晨報副刊》1926年３月25、27、29日。 參見康德（Immanuel Kant）：《回答一個問題：什么是啟蒙？》，李秋零譯，載《康德書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月版。在文中，他指出“通過一次革命，也許會造成個人獨裁，利欲熏心的或者唯重權勢的壓迫制度的倒臺 “現代文學”與“現代文學觀念”，但卻永遠不會實現思維方式的真正變革，反而會使新的偏見像舊的偏見一樣成為無思想的群氓的引導”。 梁實秋：《現代文學論》，載《偏見集》，頁145，正中書局1934年7月版，上海書店1988年12月影印本。 姚琪：《最近的兩大工程》，載《文學》5卷6期（1935年7月）。 參見趙家璧：《話說〈中國新文學大系〉》，載《新文學史料》1984年1期。 趙家璧：《中國新文學大系·前言》，載《中國新文學大系》，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 〖16〗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汪暉自選集》，廣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版。 胡適：《新思潮的意義》，載《新青年》7卷1號。 汪暉：《中國現代歷史中的“五四”啟蒙運動》。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2卷6號。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載《新青年》2卷5號：周作人：《人的文學》，載《新青年》5卷6號。 《幾個不》（原題本意是《印象主義的幾條戒律》），載美國《詩雜志》1卷６期（1913年3月）。關于這個問題可參見釜屋修：《胡適和印象派詩人──對“八不主義”的影響的考察》，蔣運榮譯，載《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選粹》，伊藤虎丸等編，吉林大學出版社1987 年7月版。 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文存》卷1，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 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載《新青年》4卷4號。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載《胡適文存二集》卷2，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 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頁8，田守真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三好將夫（Masao Miyoshi）：《反對種族中心主義》，載《南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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