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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歌發(fā)展的轉(zhuǎn)關(guān)與演進
唐代詩歌發(fā)展的轉(zhuǎn)關(guān)與演進 【內(nèi)容提要】
我們不妨將原本作為唐詩發(fā)展重要界標的“四唐”視為時間概念,并認為由這一時間的軸線所展開的繁復的唐詩進程實際上就是“前李杜”和“后李杜”時代的演進史。百年初唐后,李白橫空出世,為詩國帶來新的美學楷模,宣示了對宮廷陳式做派的勝利。他極大地影響了后代士人的人格并融入民族的精神史。而自貞元、元和以后則出現(xiàn)了宗杜思潮,詩人們以堅實的步履沿著“少陵路徑”前進。從創(chuàng)作實際看,“后李杜”時代實際上就是杜甫影響的時代。
唐詩學術(shù)史上的“四唐分期”說,為唐詩史研究建立了重要的界標,也產(chǎn)生了許多局限。這種局限主要來自“四唐分期”中“時”和“勢”兩種表述對后者的強調(diào)。我們知道,初、中、晚的自然時間順序展開中并不附加輕重褒貶的價值判斷,但一旦引入了“盛”這一“勢”的概念,“初、盛、中、晚”就潛含了“起、隆、衰、落”的解釋意義了。這種解釋必然會引導或制約人們對唐詩發(fā)展史的認識,看似生動的描述和細致的劃分其實并沒有準確把握唐詩發(fā)展脈絡和實質(zhì)。我們注意到近代學者將唐詩區(qū)分“為兩半者不乏其人,首半是李白的時代,次半是杜甫的時代。李白總括前唐諸詩人,杜甫是后者的先驅(qū)�！雹龠@一劃分未加申說顯得過于簡單,但不應忽視它對于我們理解李杜的造極與分途在唐詩史上的意義。正是從這一特定角度進行解釋而不是作具體而微的詩史過程分析,我們愿意取“四唐”說為時間概念,而認為由這一時間的軸線所展開的繁復的唐詩進程實際上就是“前李杜”和“后李杜”時代的演進史。
一 走向李杜的詩史進程
焦《論詩文》說:“杜甫之才大而實,李白之才高而虛。杜是造建章宮殿千門萬戶手,李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杜極人工,李純是氣化�！边@里突出的是曠古未有的“天才”與“人杰”這兩種偉大作家才性
的區(qū)別,然而他們的創(chuàng)作成就,毫無疑問都是具有劃時
代意義的,如果作為開元、天寶詩國高潮的標志和象征的話,我們宜將李杜這兩位詩國的代表合而論之。
李杜詩在開、天之際出現(xiàn),是我國古典詩歌創(chuàng)作的一次登峰造極,其最重要的意義是詩歌回到民間狀態(tài)以后對宮廷創(chuàng)作的全面超越。人們對此似未引起充分的注意。我們知道,自魏晉至南北朝,文化學術(shù)一直在門閥氏族的壟斷之下,文學藝術(shù)活動集中于社會的上層,宮廷兼有文化創(chuàng)造和消費的雙重功能,文化和文學知識主要在以皇宮、春坊、后庭這個非常狹窄的的循環(huán)通道中流動。與之相應,上承“柏梁體”,下啟“元嘉體”、“永明體”、“宮體”諸體,形成了深厚的宮廷文學的傳統(tǒng)和審美傾向。入唐后唐武德初至天寶年這一百多年的漫長過程中,雖然《文選》、《玉臺》和類書是主要的文化讀物,但后二者卻幾乎確定了宮廷趣味。文學創(chuàng)作雖然增加了一些新的思想和藝術(shù)元素,但總體上仍然沿著六朝的脈絡發(fā)展。帝王和他們所設(shè)之文館以及與文館緊密聯(lián)系的學士集團,兼及后庭宮妃,是文學產(chǎn)品的絕對創(chuàng)造者②。有學者統(tǒng)計,康熙朝《全唐詩》收錄初唐九十多年間存有作品的詩人共220余家,其中210多家是上述身份的人員,占初唐詩人總數(shù)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就作品而言,220多位詩人中,剔除重出互見和一些詩人入唐前的作品,共得2444首,其中可以確認為寫于宮廷范圍的詩約有1520首,所余僅920首③。如果說楊慎所云“唐自貞觀至景龍,詩人之作盡是應制”(《升庵詩話》卷八)未免言過其實的話,那么我們說初唐詩歌主要出自宮廷,則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貞觀和龍朔是初唐文學的兩個重要階段,貞觀詩風和龍朔詩風典型地反映了初唐文學的走向。然而當回視貞觀一朝時,人們深感困惑的是何以一場偉大的政治革命帶來了社會的大治和新變,但詩壇卻表現(xiàn)得相當傳統(tǒng)和穩(wěn)定。太宗親自倡導“庶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其曲,變爛漫之音”(《帝京篇序》),但其內(nèi)心深處仍難以真正擺脫六朝宮廷趣味,詩歌的題材和內(nèi)容大體不出宮廷饗會游豫范圍。貞觀史家對六朝文風曾作過如此激烈的批判:“梁自大同以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義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魏征《隋書?文學傳序》)但是貞觀朝如陳子良《塞北春日思歸》、魏征《述懷》那樣雄渾蒼勁的作品并不多見,大量的是“鏘洋鳴玉佩,灼爍耀金蟬。淑景輝雕輦,高旌揚翠煙”這般富贍華美的描寫,甚至有許多諂媚的諛詞,有學者將其稱之為“頌體”④,是非常恰當?shù)慕缍ā?br> 龍朔文壇集中了以許敬宗、上官儀、李義府為代表的一批才優(yōu)而德薄的官僚和進士。武則天的統(tǒng)治在中國政府管理史上又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現(xiàn)象:她雖然無法標榜一代治世,然而數(shù)十年間社會經(jīng)濟確實也上升發(fā)展;她用非常態(tài)政府管理機制維持了較長時期的運轉(zhuǎn),但付出了政治生態(tài)嚴重惡化的代價。正是在這種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中,士人舍道德而逐“綺錯婉媚”的藝文就變成相當普遍的行為。“上官體”因上官儀伏誅沉沒于政治風浪而有所收息,而隨著其孫女上官婉兒后來執(zhí)掌月旦詞人詩文之權(quán)又再度興起,詩歌形式美學的單向突出發(fā)展成為初唐之末相當引人注意的文學現(xiàn)象。
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發(fā)出“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古風》其一)這浩歌激烈批評的原因。然而,初唐近百年間“民間創(chuàng)作”的潮流也在不時涌動,形成對宮廷文學風氣的沖擊,也啟動了走向李杜的詩史歷程。
首先是初唐四杰。楊炯在《王勃集序》中對龍朔詩風的批評具有經(jīng)典意義:
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gòu)纖微,競為雕刻,糅之以金玉龍鳳,亂之以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宮,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
從杜甫“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戲為六絕句》)這頗為憤然的辯駁中,我們知道關(guān)于他們的為人是否“浮躁淺露”(《新唐書?裴行儉傳》),創(chuàng)作是否“華而不實”(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一定在較大范圍內(nèi)曾有過激烈的爭議。然而無論四杰的行為有沒有
可議之處,也不論他們的理論與貞觀史臣相比在批判性上是否有多少突破,但應該肯定,在總體上他們能夠“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澀,以自由代替局縮”。在盧、駱手上六朝趣味最濃的宮體詩“由宮廷走到市井”,在王、楊那里五律的表現(xiàn)內(nèi)容“從臺閣移至江山與荒漠”⑤,這正是積極的民間寫作產(chǎn)生的成果,是走向李杜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驛站,它呼喚和接應了詩國高潮的到來。
第二次是陳子昂與方外之友�！缎绿茣�?陸余慶傳》:陸氏“雅善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杜審言、宋之問、畢構(gòu)、郭襲微、司馬承禎、釋懷一,時號‘方外十友'”⑥。這是一批年輕的詩人,或舉進士未選調(diào),或沉淪下僚,或是道士僧人。他們既為方外之友,則迥異于臺閣詩老。讀子昂《群公集畢氏林亭》詩,其盡去浮華,而存渾厚樸茂之氣,確乎與宮廷作家自成兩隊�！笆选彼鶆�(chuàng)作的為數(shù)可觀的描寫山川林泉和羈旅生活的詩,無論是對美景的欣賞,還是對生命的憂患,都有一種真實的體驗和情感在。正是這種“真”,醞釀出心中和筆下的“氣”。當子昂寫下《修竹篇序》,指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時,這種“真”、“氣”提煉成對文學發(fā)展方向的思考,而作為創(chuàng)作實踐,《感遇》等一系列詩歌已成為李白《古風》詩寫作的直接先導。
第三次是神龍逐臣。他們是神龍元年發(fā)生的一場以倒武復唐為目的的宮廷政變的犧牲者。張易之、張昌宗被誅后,“朝官房融、崔神慶、崔融、李嶠、宋之問、杜審言、沈期、閻朝隱等皆坐二張竄逐”⑦。這是一個相當殘缺的名冊,沈期《初達州》有“流子一十八”之說,這十八人中還包括蘇味道、韋元旦等,也就是說當時詩界有影響的“文章四友”和“沈宋”盡在逐臣之列。這些逐臣都曾經(jīng)是地道的宮廷文人,在高宗政柄歸于武則天之后,他們是美麗而貧弱的宮廷詩風的扇揚者和追隨者。但是人生的巨大落差,使他們走出了宮廷,走近了民間,其所遭受的貶逐的精神打擊和與京師的地理分離都使他們原有的宮廷心態(tài)發(fā)生重大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進入了民間狀態(tài)�！岸葞X方辭國,停軺一望家�；觌S南翥鳥,淚盡北之花。”(宋之問《度大庾嶺》)“獨游千里外,高臥七盤西。山月臨窗近,天河入戶低�！�(沈期《夜宿七盤嶺》)這些詩雖然不能用骨氣端翔、風格剛健這樣的審美標準來評價,但字里行間情景真切,興象渾融,憂憤之氣、沉郁之感中包含了對人生遭際的思考,顯示某種新的風貌�？梢哉f杜甫沉郁頓挫的詩風在杜審言等“文章四友”和“沈宋”的流貶作品中已見端倪。
我們提及詩歌創(chuàng)作的“民間狀態(tài)”,是力圖與“宮廷風氣”相區(qū)別。雖然神龍至景云宮廷反復,詩風流變,宮廷作家與在野作家的內(nèi)質(zhì)分別已出現(xiàn)淡化傾向,張說、張九齡早期的作品所表現(xiàn)的內(nèi)蘊氣質(zhì)也實在不能用“宮廷”和“民間”的屬性簡單界定。但是將近百年初唐詩史提要鉤玄,我們相當清晰地看到,是宮廷詩人掌握著詩壇的話語權(quán),而詩歌創(chuàng)作長期在高層內(nèi)部運轉(zhuǎn),使作品表現(xiàn)單一,情感貧乏,骨力薄弱。風骨和性情的熔鑄是百年初唐突圍的出路,唯其如此才能根本轉(zhuǎn)變詩壇“積貧積弱”的狀況。時代呼喚著李白、杜甫和更多的偉大詩人的出現(xiàn)。
二 李杜登峰造極的意義
眾多的文學史家和李白研究者在論述李白的時候都不約而同地采用“家世惝恍”、“生平非凡”這樣的表述,這里學者們觸摸到了一個極有意味的事實。李白出生于哪里,是皇族血脈還是布衣后代?是否確系涼武昭王九代孫?是純粹的漢人,還是胡人,亦或胡漢混血兒?是什么原因使他成為“難求譜牒”的“絕嗣之家”⑧?又是什么原因使其家在神龍之初,逃歸于蜀?“指天枝以復姓”⑨是記憶中的事實,還是暗喻神祗?他本人“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上安州裴長史書》)的文化教養(yǎng)究竟從何而來?所有這些疑問都永遠無法得出確鑿無疑的考證結(jié)果,而成為一個個謎團。然而正是這個神秘的謎團似乎已經(jīng)暗示出一個天才人物的奇異的誕生,并顯示出這個天才人物有足夠的理由成熟,也有足夠的理由天真;有足夠的理由永遠成為強梁,也有足夠的理由永遠浪漫狂放。
然而這一切更重要的是標示出李白這個來自于社會中下層士人所能夠達到的行為的限度,所能夠攀登的文學成就的高度。要理解這一點,我們有必要將李白與此前人們公認的宮廷作家或曾經(jīng)是宮廷作家的那批文化人物的活動在時間上做一個梳理、對照。且讓我們以開元九年(721)李白拜謁益州長史蘇為基準點。此次蘇贊賞他的作品“天才英麗”,“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長史書》)。似乎可以說,這次主動干謁諸侯并得到高度肯定對李白非凡的一生來說具有“時間開始了”的重大意義。而這一年——距許敬宗、孟利貞、上官儀、郭瑜、董思恭、元思敬等人集古今文集英詞麗句撰成《瑤山玉彩》五百卷,孟利貞撰集《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瓊林》一百卷,上官儀作《筆札華梁》二卷58年⑩。
距蘇味道進士及第54年,杜審言進士及第、元兢撰《古今詩人秀句》二卷51年,宋之問、沈期進士及第
46年。
距高宗宴百僚諸親于咸亨殿,賦七言詩效柏梁體,太子李賢、霍王元軌、相王輪以及侍臣戴至德、薛元超等并和43年。
距李嶠、李適等學士修成《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崔融編珠英學士四十七人詩二百七十六首為《珠英學士集》五卷20年。
距中宗至昆明池賦詩,群臣應制百余篇,帳殿前結(jié)彩樓,命上官昭容評議高下,昭容在沈、宋之間衡決,最后以宋詩結(jié)尾“猶陟健舉”而斷為第一事12年。
距中宗至澄泓皎潔的興慶池觀競渡之戲,蘇、李適、韋元旦、劉憲、蘇、張說、武平一等各賦《興慶池侍宴應制》事11年。這是中宗最后一次組織游宴賦詩。從景龍二年七夕至四年四月六日興慶池之宴,大型游豫興篇活動竟達三十七次之多!
以上是我們列舉的武則天和高宗實際享國期間重要的宮廷文學活動,這看似最高層、最高雅的詩歌寫作因目的的指向為阿諛奉承、獻媚邀寵而變得十分瑟縮委瑣�！冬幧接癫省�、《碧玉芳林》、《玉藻瓊林》、《古今詩人秀句》等提供了搦管時的一切裝飾配件,其詩貌狀溫恭而氣格孱弱,雕鑿綺錯而精神蒼白,不但沒有儒家道德理想中的使命意識,擔當精神,連即景抒懷時應有的真情實感也蕩然無存。詩道衰靡至此,多么需要一股迥別于宮廷的強大的反撥力量!
什么是李白的魅力,這是研究李白時不斷追問的問題。我認為李白的魅力正源于他所創(chuàng)造的人生的和詩學的奇跡,這也正是李白其人其詩的詩史價值和意義所在。李白在《與韓荊州書》嘗自云:“十五學劍術(shù)。”魏顥《李翰林集序》說他“少任俠,手刃數(shù)人�！彼麑戇^好幾首俠客詩,如《贈從兄襄陽少府皓》:“結(jié)發(fā)未識事,所交盡豪雄……托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俠客行》:“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迸c同時代人在這一主題創(chuàng)作中或譏刺貴家子弟驕縱侈肆,或贊美豪蕩磊落、敢于犧牲的精神完全不同,李白的任俠詩頗類自傳體。在詩中與其說是要表現(xiàn)一種精神,倒不如說是在公開宣稱他屬于一個鄙視貴族,無視法規(guī),且自我崇拜,唯我稱雄的特殊群體。正是從這一群體出發(fā),他創(chuàng)造了令人驚奇的神話。
李白追求和實現(xiàn)理想的心態(tài)和方式迥異常倫。他自信“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而以“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非凡的資質(zhì)和才華,一切“欲取之,必得之”。他有資格“遍干諸侯”,“歷抵卿相”,勇于“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用漫游方式激揚意志,播散聲名,也竟能迎娶前宰相許圉師之孫女于安陸。他決不走科舉進士的尋常入仕之途,寧可深隱待薦。而在天寶元年(742)玄宗下制詔“前資官及白身人有儒學通博、文辭秀逸及軍謀武藝者,所在具以名薦”(《舊唐書?玄宗紀》)不久,即獲得了玄宗“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床賜食于前,御手調(diào)羹以飯之”(李陽冰《草堂集序》)的無上榮光。一時間“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宴”(《流夜郎贈辛判官》),他平步青云實現(xiàn)了輔弼帝王的政治理想,極盡人臣之幸,為天下羨慕仰瞻。李白的這種出仕入朝神話不僅在門閥制度森嚴的漢魏六朝,在科舉路途已開,庶族階層有可能進入上流社會的初唐,都是無法真正實現(xiàn)的,而且永遠不可重復。正因為如此,他給那個時代帶來的驚奇是巨大的,并具有永久的魅力。
李白詩歌一如其人,全由豪放雄悍和自由浪漫的氣質(zhì)所鑄,神龍見首不見尾,“如快劍斫陣,十步一人;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黃淳耀《小山集序》),與陋靡弱的初唐宮廷氣息相去足成霄壤!對此我們當以“激情詩人”對待,而不應用一般的詩學標準來衡量。所謂“激情詩人”,是完全由強烈的本真感情驅(qū)使,將無限廣闊的社會生活與“陶酒、鮑色、謝山水”(馮班《鈍吟雜錄》卷七)全部牢籠于胸中、筆下,充分自由地加以表現(xiàn),形式服從表達的內(nèi)容,而絕不受任何形式的局限。尤擅在歡欣與憤懟的兩極,用搖山動地的筆力,傾注澎湃的感情,形成壯思飛揚的氣局。詩體隨意駕御,篇章情盡而止,語速迅疾明達,聲韻不拘平仄,句式噴迸流瀉。“作詩調(diào)我驚逸興,白云繞筆窗前飛”(《望終南山寄紫閣隱者》),“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夢游天姥吟留別》)。如果說“悲壯”感是李白與建安詩人的銜接,“驚奇”則是他激發(fā)自我并刺激讀者的全新的審美手段。李白詩的驚奇帶著一種橫披六合,力敵造化的雄壯、偉大的力量打開讀者的思維,震蕩讀者的心靈,全面改寫了人們對六朝和初唐宮廷詩歌的閱讀體驗,在中國詩歌史上翻開了嶄新的一卷!
與李白這樣一位“激情詩人”相比,杜甫堪稱地道的“憂患詩人”。和李白生平明顯不同的是,杜甫身上有著濃厚的憂患色彩。早年的裘馬輕狂、讀書萬卷的生活,只是美好的記憶,而載入詩篇的情感都帶有深刻的現(xiàn)實經(jīng)歷的戳記。在杜甫的經(jīng)歷中,遭受的第一次打擊是天寶六載科舉考試事。該年玄宗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者詣京師”接受考試,但李林甫掌政,惟恐士人“泄露當時之機”(元結(jié)《諭友》),故將所有予考者全部斥之,使考選成為驚天騙局。唐代文學史討論杜甫時必涉此事,然皆引證杜甫《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從個人“怨憤”上加以解釋。其實這一事件對杜甫創(chuàng)作活動的意義不僅在于對上層政治生活有了真切了解和切膚之痛,更在于科舉入仕之途徹底堵絕而“不得制科一代名為標”11后,其生活的曲線下沉到社會的基層,更多的憂
患經(jīng)歷將重建起與一般科考進士不同,也與自己早年“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迥異的心路歷程。
一個奉儒守官,不墜素業(yè)的貴族子弟不得不賣藥都市,衣食寄人,“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無疑能夠從屈辱中體驗到社會底層的憂患,而貧窮得以至于家中幼子因凍餓而死也必然使其憂患感拓展和加深,然而當安史之亂爆發(fā),“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唐王朝繁榮下的危機轉(zhuǎn)化為一場災難,詩人“竊比稷與契”,“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大政治理想完全破滅以后,他的憂患就具有了全新的且更為深廣的憂國憂民的內(nèi)容。在這種憂患中,推己及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已提升為對萬方多難的國家的焦慮,并激發(fā)出“臨危莫愛身”的英雄主義氣概,甚至直到逝世前他仍然憂慮和惦念著朝廷、國家和人民:“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伏枕書懷》)這種非常真實的心理書寫充分體現(xiàn)出完全將個人心靈融入時代和歷史的精神內(nèi)涵。
作為“憂患詩人”,杜甫和李白一樣,拒絕“詞臣”的卑微角色,成為人格完全獨立的詩人,一改屈委瑣、曲意逢迎的宮廷詞臣做派;而直面國家災難和時代創(chuàng)傷,用詩筆真實地表現(xiàn)出大悲痛、大哀傷,并將其永遠成為歷史的宗卷。在藝術(shù)表現(xiàn)上,杜甫也具有與李白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雖然他“悲歡窮泰,發(fā)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12,但總的來看,他的詩并不太采用宏大敘事的手法,也不太注重宏大的物象,卻關(guān)注具體的人物和事物,著意于人和物的細微之處,通過反復醞釀情思,提煉表現(xiàn)對象的內(nèi)質(zhì),使感情和意度厚重深沉,同時作者將這種感情和意度用張弛有度的節(jié)奏,回環(huán)往復的涵詠,凝重精粹的語言,豐滿渾融的興象結(jié)撰成既有沉郁頓挫之美學面貌而又充滿人文關(guān)懷的篇章。
楊慎《升庵詩話》云:“太白詩,仙翁劍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于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贝_實如此,如果說李白詩氣高調(diào)雄,給詩壇帶來的是無限震驚之美,杜甫詩則是一派沉郁敦厚的氣象,詩人兼宗一代,全面繼承中形成了大幅度的突破,在新敘事手法的創(chuàng)立、近體格律的完善、理性思維和形象思維的結(jié)合上都取得了登峰造極的成就。無論是內(nèi)容還是形式,也是充分陌生化的,因此它同樣改寫了人們的閱讀經(jīng)驗,更新了人們的詩學審美觀念。
評價李白和杜甫在唐代詩歌發(fā)展進程中的意義,自然應當在詩風和詩藝兩個層面展開,既關(guān)注其詩的風骨、氣格、意理,發(fā)現(xiàn)在六朝宮掖詩風未殄之際,我們的“激情詩人”與“憂患詩人”在詩學精神上對六朝及初唐百年間詩歌帶有革新意義的改造和升華,同時注意他們在建立詩學典范過程中創(chuàng)新體、格、韻、調(diào)等形式要素的意義。因為正是這兩方面的完美結(jié)合,使李杜將近百年由宮廷詩人控制詩學話語權(quán)的局面徹底改變了,并形成了雙峰對峙、雙星照耀的盛大局面。也正是從這一意義上,我們說唐代詩歌的前半期是李白做了最后的總結(jié),是李白的勝利,然而在這勝利的慶典上,完全抽去杜甫的席位,也是不公允的。
三 李杜在唐代的傳播和接受
許多李杜研究者都對天寶三載兩位詩人洛陽相見的詩史意義給予了熱情贊頌,其中多為以今度古之說,甚至不乏夸張的色彩。事實上此次見面無非是杜甫對李白得道登真深表企羨而已�！顿浝畎住纷灾^“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稱李白“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而企盼“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所表達的意思是非常明顯的�！扒飦硐囝櫳酗h蓬,未就丹砂愧葛洪”,仍然是對自己求仙訪道的評價,并進一步表示對李白仙風道骨的心儀。此次交游,雖然確有“論交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昔游》)的經(jīng)歷,但杜甫之傾心于李白,主要是熱心求仙。在《冬日有懷李白》中杜甫云“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贝丝勺糇C杜甫的確是有隨李白求仙訪道之約的。至于為什么空期鹿門,是否和他本人的秉性氣質(zhì)與李白“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的名士風度并不相容有關(guān)13,是實在不得而知的。
這里我們指出李杜二人的直接交游并不具有文學史家所評價的詩史意義,根本原因“實在是詩人的李白被仙人的李白掩蓋了”14,但并不否認它對我們研究唐詩發(fā)展過程的意義。恰恰相反,它向我們揭示的天寶初李白與杜甫不對等交往的事實倒是很值得注意的。從現(xiàn)存的交游資料不難看出杜甫對李白有“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兄弟”的感情,有“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的高度評價,但是他的詩卻很少得到相應的回報。杜甫晚年在《南征》中曾深深地喟嘆“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關(guān)于這一現(xiàn)象仇兆鰲曾分析到:“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魯郡石門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時酬應之篇,無甚出色,亦可見兩公交情,李疏曠而杜剴切矣。至于天寶之后,間關(guān)秦蜀,杜年愈多而詩學愈精,昔太白未之見耳。若使再有贈答,其推服少陵,不知當如何傾倒耶!”15這里有感情色彩濃厚的想象成分,難以取信。唐潤州刺史樊晃作《杜工部小集序》云:“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據(jù)此我們知道杜甫詩在當時沒有被普遍認知,客觀上是由于安史戰(zhàn)亂,南北阻隔,杜詩未能廣泛傳播,主觀上讀者審美觀傾向于“戲題劇論”的作品,對詩思沉郁的“大雅之作”缺少重視。樊晃代宗大歷五年至六年任職潤州,故《杜工部小集序》所反映的是迄止大歷年間杜甫詩傳播和接受的情況。
杜甫詩沒有受到應有重視的情況到貞元、元和時期就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韓愈《調(diào)張籍》詩有“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數(shù)句,我們不知道這首詩的具體背景如何,當時一定有一場關(guān)于李杜的爭論,只是爭論的內(nèi)容和傾向是什么實難詳其情。一個基本事實是,經(jīng)歷了生前和大歷的沉寂,杜甫得以與李白并稱,并成為與李白形成優(yōu)劣之爭的一方,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意味的轉(zhuǎn)折。
貞元、元和年間的士人,多數(shù)出生于安史戰(zhàn)亂平定之后。他們是像大歷詩人那樣逃避社會現(xiàn)實,去創(chuàng)作一些雖有格調(diào),但邊幅偏狹的詩呢,還是介入生活,用詩筆表現(xiàn)時代精神呢?其實,當涉及到文學與社會,與政治的關(guān)系問題時,不僅要追問作家的態(tài)度,而且要追問政治環(huán)境,而政治環(huán)境對淑世熱情的激發(fā)往往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憲宗政治上的開明態(tài)度和由此帶來的復興氣象,使得不少詩人恢復了對社會的信心,堅定了儒學理念,喚起了強烈的國家意識,并激發(fā)起了自身的使命感。孟郊、盧仝、韓愈、李翱、劉禹錫、柳宗元、李紳、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一批關(guān)注現(xiàn)實的詩人,都是在這一時代條件下應運而生的。
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具有高度拯世情懷的“憂患詩人”杜甫被重新認識,時代需要杜甫,而貞元、元和的士人的情感也與杜甫非常契合。因此雖然在大部分詩人心中李白并沒有被忽略,但杜甫顯然受到格外重視了。白居易《與元九書》謂:“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首,至于貫穿古今,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边@里已經(jīng)將杜甫稍稍向前推進了一步,進而在元稹《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對李杜則有了顯而易見的抑揚之意。以下是一條頗有經(jīng)典意義的人們常常引用的材料:
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肩差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shù)百,詞氣豪邁而風調(diào)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顯然在元和這一特定階段,文心服從了史心。然而這一評論的代表意義是非常突出的。值得充分注意的是,此后不久,第一部尊杜選本《唐詩類選》就出現(xiàn)了16。選編者顧陶不但以前所未有的識力和氣度,選錄了杜甫三十多首詩,而且在《序》中一反“李杜”排序,首次提出“杜李”之說,尊杜的風氣從此愈來愈烈。
晚唐詩人并沒有進行過李杜優(yōu)劣高下的討論,從“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杜牧《雪晴訪趙嘏街西所居》),“李白已亡工部死,何人堪伴玉山頹”(韋莊《漳亭驛小櫻桃》)的表述中,我們感受到他們在詩學精神上既尊李也崇杜,所不免思考的倒是“李杜之后詩壇的巨大空白由誰填補?”但是精神上的尊崇是一回事,創(chuàng)作實際中所取的路徑又是一回事�？疾焱硖圃姼璋l(fā)展的實況,我們是不難發(fā)現(xiàn)詩人們沿著“少陵路徑”前進的堅實步履的。
晚唐五代無論詩人或作品,在唐代詩歌史上所占比重都很大,群體劃分頗為不易。但如果將晚唐五代根據(jù)其發(fā)展以大中末為界分為兩個階段的話17,其演變脈絡就清楚得多。大中前之晚唐是“向著詞的意境與詞藻移動”的李商隱的時代18,這一時代的代表詩人包括杜牧、溫庭筠、許渾、劉滄、李群玉、趙嘏等;大中后的唐末五代大體上又分為通俗派、苦吟派、綺艷派和紀實派。通俗派以杜荀鶴、聶夷中、羅隱、皮日休、顧云、鄭遨為代表,他們近承白居易,主張諷頌美刺的詩教說,提倡詩歌應當切于“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皮日休《正樂府十篇序》)的現(xiàn)實目的,樂府詩進一步發(fā)揮了諷喻的功能,其他各體亦多表現(xiàn)民瘼之作�？嘁髋墒且粋�直接繼承孟郊、賈島而覆蓋面最廣的一個唐末詩派,方干、李頻、許棠、李洞、張喬、曹松、周樸、齊己等都以苦吟名家,五律尤多佳作。綺艷派是步武他們上一輩溫、李等“老鳳”的一批詩人,如韓、吳融、唐彥謙等文辭艷麗,跡近溫柔,部分作品不乏風骨,諷喻悠遠。紀實派代表作家為韋莊,顯然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的紀事風格對其有一定影響,他的長篇敘事詩《秦婦吟》以完美的藝術(shù)結(jié)構(gòu),成為敘事詩發(fā)展史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標志。另外,鄭谷隨詩夾注的《故少師從翁隱巖別墅亂后榛蕪感舊愴懷遂有追記》和貫休為數(shù)頗多的新題樂府明陳直述,都有鮮明的紀實傾向19。通過對晚唐五代詩歌體派的簡要梳理,就不難看出整個一個時代的宗杜思潮了。眾所周知,李商隱號為“警麗之
作,其源出于杜拾遺”20。其《行次西郊作一百韻》“可稱詩史,當與少陵《北征》并存”21。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唯義山一人而已。”甚至認為義山有些作品“雖老杜而無以過也”22,因此后來詩人便往往走學義山而躋少陵一路。有論者認為,在杜牧、溫庭筠、許渾、劉滄等詩人中,體多近老杜而唯杜牧頗類太白。其實,杜牧之所以與李白具有相當程度的相似性,是緣于他那份當朝宰相后代的氣度與豪情,還有他的那種特有的風流瀟灑,至于其詩,豪邁尚奇,風調(diào)高華處似李,而沉涵靈運,情韻婉轉(zhuǎn)處則絕似少陵,宋人“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23,清人“前有少陵,后有樊川”(歸莊《與杜于皇》)之論確有識見。而通俗派與紀實派,其詩歌所體現(xiàn)的民胞情懷和拯世精神,顯然與杜甫詩的人倫感情和憂患意識一脈相通,其敘事手法則直接宗法少陵。綺艷派和苦吟派詩人都是律體詩寫作的高手,杜甫充分格律化的詩歌給予他們的不僅是熏沐,也是直接的示范。事實上,杜甫的出現(xiàn)無疑標志著詩歌寫作技術(shù)化時代的到來,正是杜甫“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思飄云物外,律中鬼神驚”(《敬贈鄭諫議十韻》)的月鍛日煉,開唐代苦吟風氣,也使得初唐時即已出現(xiàn)的推賞佳句、重視詩眼的詞林習尚更加定型化,也更受重視。晚唐人“儲思必深,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孫樵《與友人論文書》)的追求和“吟成五字句,用破一身心”(方干《貽錢塘縣路明府》)的態(tài)度,都受到杜甫性僻求奇,煉字凝神的思路和方法的影響。據(jù)此我們可以說,晚唐詩史從總體上說,是在杜甫詩學精神和詩學方法籠罩下展開的,貞元、元和時期詩人尊杜的思想至此產(chǎn)生了實踐的成果。
四 “后李杜”時代的詩學取向
我們在這里強調(diào)中晚唐詩歌主要是沿著杜甫一脈發(fā)展,一方面是基于“憂患詩人”的人倫綱紀意識和人道主義精神�！膀}人久不出,安得國風清。擬掘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說《經(jīng)杜工部墳》),這便是晚唐人尊杜學杜的祈向和主要目的。另一方面是基于“少陵集中無所不有”,其思維的博涉,內(nèi)容的豐富,“可謂集大成”24。再一方面是其寫作手段高度技術(shù)化的影響。雖然杜甫集天地之靈性與神韻的格律詩并沒有推助他登上科舉殿堂,但作為可以摹仿,可以重復的詩學成果卻無疑為科舉時代的無數(shù)士子構(gòu)建了走向成功的階梯,而且技術(shù)化的種種元素的組合利用往往可以檢驗詩人們的藝術(shù)能力、詩學水平,因而在那個詩的國度,它對中晚唐士子的吸引力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綜合這三點我們不妨說“后李杜”時代實際上就是杜甫影響的時代。在近古詩史上“少陵路徑”在不斷延伸,后人甚至“推崇少陵,幾為詩家孔孟,學詩而不以少陵為歸,亦猶學道不以孔孟為歸,終為小成散圣”25。一旦被“詩圣”化,杜甫這位古往今來偉大詩人的積極影響進一步擴大了,而詩學研究中的消極影響也不可避免地產(chǎn)生。
那么“后李杜”時代中李白的意義是什么呢?
在無法點燃激情的時代,“激情詩人”只能成為一個高懸的理想,他那種適合于激情表達的寫作范式也難以成為摹本。對其詩藝,雖然他的古風、歌行和絕句創(chuàng)造性的表現(xiàn)方法,作為一種典范頗為后代詩人希風;其詩風格,唐代韓愈以及唐后蘇軾、高啟、黃景仁、袁枚等風華超卓的詩人心追手摹,其作品亦有一定程度神似李白者。但應該客觀承認,從才性來說,天資縱逸仙來神往,五岳蟠心氣度軒昂的李白詩的藝術(shù)境界確實高華難追,非學可及,趙翼“青蓮詩從未有能學之者”27的斷語和都穆“后之人作詩,乃多學杜而鮮師太白,豈非以太白才高難及”(《南濠詩話》)的分析,大致可以反映詩史的實際情況。
但是,后人“多學杜而鮮師太白”決不意味著在中晚唐以至近古文學史上李白影響的弱化。一個詩人在詩史上的地位是由多方面因素構(gòu)成的,其影響也是多維的,正如清人熊璉所說:“從來以詩鳴者非僅聲韻擅長,清風高格,代不乏人,如淵明之節(jié),太白之狂,浣花翁言言忠孝,香山、東坡居官多惠政,此輩當為詩壇增色�！�(《澹仙詩話》卷一)一部完整的中國詩歌發(fā)展史足以證明,李白是其中最光彩奪目,最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他以蓋世奇才和與生俱來的異文化色彩帶給盛唐詩壇的強大的沖擊力及所產(chǎn)生的影響是深遠的,他的非凡詩歌的奇特之美和震驚之美是無限的�！疤字瘛辈粌H是一筆詩學財富,也是一筆精神財富。那狂傲奇倔,高目一世的性格以及對理想的追求、對自然的親和、對權(quán)貴的凌蔑、對陋規(guī)的沖決,連同他的那份異端的思想,浪漫的天性和強悍的靈魂都極大地影響了后代士人的人格并融入民族的精神史,而他人生追求的奇幻、悲壯的過程也是中國詩歌史上永遠值得大書的一章。李白千首非凡的詩歌作品和他獨特的人生履跡無疑已經(jīng)凝煉為一個偶像,一個傳奇,一種境界,一個詩歌史和文化史上最具有魅力的符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充分理解李杜并稱的認識意義和實踐價值。
注釋:
①見吳經(jīng)熊(1884—1986)《唐詩四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
②參見羅時進《唐詩演進論》第一章《初唐文館與初唐詩
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頁。③見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
④余恕誠《唐詩風貌》,安徽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頁。
⑤聞一多《四杰》,收入《朱自清、胡適、聞一多解讀唐詩》。⑥“方外十友”之稱又見于《唐詩紀事》卷八《陳子昂》。⑦《舊唐書?張行成傳》附《張易之張昌宗傳》。⑧⑨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⑩各事件系年參照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本年為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在初唐宮廷詩歌史上,這是極富詩學成果的一年,當具專門研究的價值,但唐詩學界對此注意似乎不夠。11席佩蘭《長真閣集》卷一《夫子報罷歸詩以慰之》。12陳正敏《遁齋閑覽》引王安石語。
13“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這是第二首《贈李白》。仇兆鰲注:“此詩自嘆失意流浪,而惜白之興豪不遇也。下二,贈語含諷,見朋友相規(guī)之義焉。”有學者謂后二句言自己一事無成,有愧對李白之意。按:這種解釋不確,結(jié)合第一首《贈李白》所傾吐的“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膻腥,蔬食每不飽”的困苦窘迫的遭遇看,“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絕非自指,而應指李白。
14聞一多《杜甫》,收入《朱自清、胡適、聞一多解讀唐詩》。15仇兆鰲《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51頁。
16卞孝萱先生對此有詳細考證,見《顧陶〈唐詩類選〉是第一部尊杜選本》,載《唐代文史論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蘇雪林《唐詩概論》首倡這種劃分,她將李商隱以后的時代稱為“唐末詩壇”。見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本《唐詩概論》,1997年版,第119頁。
18聞一多《賈島》,收入《朱自清、胡適、聞一多解讀唐詩》。19一般可以認為通俗派和紀實派二而為一,但前者側(cè)重于語言表達的淺俗明白,后者側(cè)重于敘事性,相異之處較為明顯。
20袁桷《書鄭潛庵〈李商隱詩選〉》。21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五十八。22《蔡寬夫詩話》(宋詩話輯佚本)。23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四(影宋本)。24尤珍《滄湄類稿?介峰札記》卷三。25朱用純《訥集》卷二《與唐履吉》。
26趙翼《甌北詩話》。按:甌北云及“青丘與之相上下,不唯形似,而且神似”,實為過獎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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