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與整合：國際格局向何處去?

矛盾與整合：國際格局向何處去?　　兩極格局解體后，世界各國都在忙于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歷史機遇與挑戰(zhàn)。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合作已經取代東西方兩大集團間的對抗，成為新世紀國際格局發(fā)展中的重要特點。然而，經濟全球化的消極意義及其與政治多極化的不平衡狀況，給國際安全與和平發(fā)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礙。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相互依存下的國際合作與單邊主義并存發(fā)展，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和融合不斷加劇，南北經濟之間的差距有擴大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的矛盾與整合成了國際社會的一種現象。本文將從文化、經濟和政治三個方面集中分析國際社會中存在的新問題，試圖從新的角度把握新世紀國際格局的發(fā)展方向。
　　　　　　一、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矛盾與整合
　　20世紀科學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使人類在經濟、政治、文化及社會等各個層面實現了全球互動。在全球化打破了地區(qū)經濟緯度的同時，觸動了社會價值與社會認知的矛盾與整合。全球化不是純粹的經濟或政治的全球整合，“其目標甚至首先指向了文化價值方面”(注：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第39頁。)。
　　冷戰(zhàn)時期，全世界被意識形態(tài)所分割。當國際關系格局沖破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時，人們突然發(fā)現別國的文化價值觀念已經滲入進來。在全球范圍內，各民族在首先做出排他性反應的同時，也遇到了文化認同的危機。然而，當源于西方的工業(yè)文明和技術文明給當今世界帶來巨大的沖擊時，為了自身的發(fā)展，各個民族程度不同地從物質層面上接受了它，但也無法拒絕隱藏在物質產品背后的文化價值。于是，非西方文明的國家在世界格局的轉型期選擇了吸納與排斥西方文明的雙向行為范式。當兩種不同文明相遭遇時，雙方都表現出強烈的排他行為，并且加強了對自我文化的認同，然后便進入了排斥與接受對方的兩難境地。當西方推廣其文化的普世性時，世界便在一種文化全球擴張與其他文化自我認同的張力中分離與整合。
　　不同文化之間既有矛盾，但這種矛盾也加強了文化內部的融合的活力。從歷史角度看，當不同的文化還未發(fā)生深層的互動時，同質文化內部的沖突經常表現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歐洲大陸的許多次戰(zhàn)爭大都表現為同一文化內部的物質利益層面上的沖突。當全球化進程將一種文化及其載體推向全球層面的互動時，文化內部的沖突開始減緩，乃至終止；文化內部的沖突轉為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例如，冷戰(zhàn)結束后所謂“西方民主”的勝利及其在世界范圍的擴展，給不同文化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為文化對立乃至沖突制造了誘因。從某種意義上說，“9·11”事件具有文化沖突的特點。此外，文化間的互動又促進了同質文化內部合作的加強，歐洲終于在經濟和政治層面上走向一體化。在當今國際社會中，西方文化對非西方文化的單向整合所帶來的矛盾顯現出來，加劇了西方與非西方文化之間的緊張關系。
　　經濟全球化也推動了各種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磨合，這既是一個自然發(fā)展、多元整合共生的客觀過程，也是一個人為導向的過程。在整合過程中摻和了人為導向因素，具有強勢經濟和政治外殼的“強勢文化”就易于在全球推行文化單極主義。全球正在致力于營造一個多元互補、共存共榮的世界，但不排除以美國為核心的西方文化企圖建立一個西方普世主義世界的可能性。文化普世主義就是“以某一既定的社會理念或社會觀系統(tǒng)為前提預制的單極化或一元化普遍主義。也就是說，某種強勢社會理念或者是由某些強勢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所支撐的文化價值觀念系統(tǒng)，可能被強行地確定為現代全球化運動的既定目標并加以強行推行。”(注：萬俊人：《經濟全球化與文化多元論》，《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第42頁。)這種普世化行為必然將世界推向西方文化與非西方文化的矛盾之中。
　　蘇聯(lián)解體后，西方以為其經濟、政治及社會制度和文化價值取得了全球性的勝利，于是就認為非西方國家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市場以及個人主義等價值觀。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對抗就是一個現實的例證。東西南北發(fā)展的差異性決定了對人權理解的差異性。非西方國家強調人的經濟和社會權利，包括發(fā)展權利優(yōu)先；西方國家卻推行人的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優(yōu)先的普世性。這兩種觀點都出于維護人權的最終目的。但是，人權的有效性在于將人權置于國家和地區(qū)的特殊性中，顯然，西方國家卻忽略了這一差異。
　　盡管文化全球化是一個確定的將來事物，并且能創(chuàng)造一個復合的全球文化空間，但現在就認為它已經到來卻為時尚早。文化的全球化本身是一個充滿各種矛盾的全球互動過程。不同文化之間的矛盾是現實的存在，而其根源在于西方價值觀的全球性擴張。文化互動也具有兩面性，差異是整合的前提，而對立則是整合過程中的一種極端方式。整合不等于一種文化吞并另一種文化，而是一種優(yōu)勢互補、多元趨同共生的過程和狀態(tài)。
　　　　　　二、南北經濟的矛盾與整合
　　科學技術的發(fā)展縮小人們之間的時空距離，為經濟全球化創(chuàng)造了物質可能性。在財力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迅速增長的同時，資源的稀缺性便顯現了出來，導致無限增長的生產能力與資源的有限供給之間發(fā)生了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就要實現資源在一個國家內和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配置。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就必須保證資源在任何時空點有充分的自由流動性，也就是經濟要素在全球的流動實現自由化。經濟全球化正是在這樣的發(fā)展背景和發(fā)展要求下產生的，并且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席卷著全球的任何一種經濟結構和制度。
　　資源能否實現合理配置，從經濟學角度講，市場是一只“無形的手”，如果沒有人為的干預，它會公平而合理地配置資源，因為自由市場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競爭的公平性。然而，公平競爭只要求競爭者不論能力大小，都必須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樣卻導致了一種社會不公現象。作為國家，其能力大小有天壤之別，讓經濟落后的發(fā)展中國家按照現有的發(fā)展狀況以同等的游戲規(guī)則與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和國際社會中進行競爭，它必然會被這只“無形的手”無情地拋出公平競爭秩序之外。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源并沒有在全球實現公平而合理地配置，反而使南北經濟發(fā)展更加不對稱，國際經濟秩序也因此更加不合理，不公平。
　　導致南北經濟發(fā)展不對稱的原因很多，但總體上講不外乎以下兩個原因。
　　首先，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使西方一躍成為一個發(fā)達地區(qū)，擁有了向外部擴張的“鐵爪”，并先后將世界其他幾個文明古國置于其現代工業(yè)文明的主導之中。南方國家開始被北方發(fā)達國家殖民化。殖民主義使南方國家更加貧窮落后，并使整個世界陷入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和國際分配體系的“深淵”之中。在人類財富不斷增加的同時，兩極分化現象越來越嚴重，由此導致的貧富兩個世界間的對立也在不斷加大。南方國家，特別是最貧窮國家承擔著現行國際金融制度及經濟自由化過程的高昂代價，而北方國家卻是受益者，他們試圖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國際經濟機構來擴大自己的經濟利益，將對自己有利的經濟政策強加給其他國家，并把南方國家的經濟納入由自己主宰的世界經濟秩序之中。以強制的手段實現經濟政策與制度的全球化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過程，手段的強制性越強，南北經濟的對立也就越加劇。目前，這種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并沒有發(fā)生根本的變化。
　　其次，知識經濟加劇了南北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和緊張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fā)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開始實現由工業(yè)經濟向知識經濟的轉變。這次轉變速度快、波及面大、影響范圍廣，使世界貧富兩極分化局面更為嚴重�！�1965年，最富的7個國家的人均收入是最窮的7個國家的20倍，1995年已達到40倍(有些統(tǒng)計表明，現在已達到60倍)。1960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比最窮的20%的人的收入多20倍，1990年已達到60多倍�！�(注：格拉德·博克斯貝格等著：《全球化的十大謊言》，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頁。)知識經濟把世界再一次引入了殖民時代。所不同的是，發(fā)達的北方國家以知識技術殖民手段取代了“炮艦”手段。當人類進入知識經濟的同時，也進入了知識殖民時代。
　　《知識與發(fā)展——世界銀行發(fā)展報告1998/1999》指出：“窮國和富國以及窮人與富人之間的差別不僅在于窮國和窮人獲得的資本少，而且也在于他們獲得的知識少�！�(注：轉引自安維復《當代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走向知識壟斷》，待發(fā)表。)缺乏知識和技術與資本匱乏互為因果，一些南方國家在知識經濟時代陷入了缺乏知識的惡性循環(huán)當中。大多數貧窮落后的南方國家在全球商品、勞務、生產、投資及科技開發(fā)等方面的組合配置中一直處于不利地位，其經濟環(huán)境不斷惡化。占人口總數20%左右的發(fā)達國家擁有著全球總產值的86%和全球出口市場的82%，而占全球人口80%左右的發(fā)展中國家只分別占這兩項的14%和18%。知識經濟將整個世界向富裕和貧窮兩個方向撕裂，不但會給發(fā)展中國家?guī)�來一場災難，也會為整個世界帶來一場災難。
　　當然，南北經濟間并不只是存在著矛盾，也存在著整合與相互依存。也就是說，沒有南方國家廣大的原料市場和產品銷售市場，北方國家也不會有如此快速的發(fā)展。但是，這種合作實質上是一種強弱之間的不合理和不對稱的合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南北經濟間的對立。經濟全球化對南北國家來說是一種不對等的全球化。所以說，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依然沒有超越南北經濟間的失衡發(fā)展。
　　　　　　三、權力與公理的矛盾與整合
　　根據華爾茲的體系結構理論，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導致體系內單位的變化(注：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  Politics(New  York:Random  House,1979),chapter  3.)，然而體系內單位的變化同樣也可以改變國際體系的結構。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lián)的解體改變了國際體系結構，對抗式的兩極體系瓦解了，世界格局呈現為“一超多強”的態(tài)勢。迄今為止，國際合作仍在繼續(xù)，并在有些領域有所加強。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審視，世界格局依然是強與弱兩個世界的對立，也就是權力與公理的矛盾，國際政治仍未擺脫無序狀態(tài)。
　　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極化發(fā)展，這一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在日益縮小的世界里，各民族及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互動在加深和加速進行，其結果一方面導致國家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又促使各國各民族間的相互依存的深化和擴大。在這個既競爭又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任何一個國家都很難將整個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建立起一個單極世界。國際關系中的平等、正義和公理的呼聲越來越高。
　　與以往國際格局變動不同的是，維持大國霸權也有了新的支點和內容。隨著冷戰(zhàn)體制的解體，唯一的超級大國失去約束力，也就是說，阻擋世界單極化的因素在減少。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優(yōu)勢使美國的單邊主義有了生存和維持的歷史機遇，軍事上能夠挑戰(zhàn)美國單邊主義的力量也難以在短期內出現。這樣，美國的單極趨向與有多極化要求的世界之間出現了矛盾，導致民族主義四處泛濫�！笆澜缱冃〉�世界各國彼此并沒有更接近。自相矛盾的是，當我們大家所面臨的最嚴重問題只有承認我們需要相互依存才能解決時，民族主義恰恰在這個時候抬頭了�！�(注：卡爾·多伊奇：《國際關系分析》，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49頁。)美國利用其絕對優(yōu)勢地位，在國際事務中不惜以強權破壞公理，保護自身國家利益，其單邊意愿在地區(qū)安全、人權和環(huán)境保護等領域很明顯。與此同時，國際政治中的其它力量在竭力約束美國強權。雖然這些力量與美國之間存在很多合作，但維護國際關系中的正義和公理、國與國平等的呼聲在加強。民族主義勢力的抬頭就是一種客觀反映。
　　對于權力與公益的關系，國際關系理論界的研究之一是公益的“共享性”(jointness)。共享性要求不同的國家都能同時享受公益的同一種單位產品。從廣義上講，它則意味著國際體系中所有成員能同時從公共物品中獲得利益。而強權機制除了維護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公益”外，“只有剝削性和不能滿足‘共同享有’的特性，因為在這種狀態(tài)，利益并不是所有成員共享的，而是從一國重新分配到另一國”(注：DuncanSnidal,“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293.)。在存在強權的狀態(tài)下，公共物品主要提供給某些更為特定的國家，比如壟斷集團所制定的規(guī)則就只有利于壟斷經濟。在單極體系中或者在謀求單極格局的過程中，使用強權的國家會強迫其他國家遵循強權體系規(guī)則，甚至迫使他們提供公共物品。而通過強迫實現的公益就不再是真正的公益了，反而是對公益和公理的破壞。這樣，國際格局就處在破壞公益的權力和維護公益的公理之間相矛盾的狀態(tài)。
　　美國及其盟國強調“全球社區(qū)”、“全球責任”和“世界主義倫理”，目的在于使世界政治西方化。正是由于貼上了人道主義的標簽，“人們往往注意不到這些行動同帝國主義的舊目標十分合拍”(注：烏·貝克、哈貝馬斯：《全球化與政治》(王學東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頁。)�！叭说乐髁x的干涉”在一步一步地吞噬著民族國家的主權，越來越嚴重地威脅著全球公理，并加深了權力政治與國際關系民主化之間的對立。
　　西方國家向全世界推廣西方民主和價值觀的同時，卻在破壞國際社會中民主和不同類型的價值觀的共存�！皣�際政治的民主化對國際格局的運行規(guī)則有相當的影響。國際政治的民主化是國際社會發(fā)展的一個客觀趨勢和進步標志，……它一方面表現為國際行為主體的獨立和成熟；另一方面表現為國際行為由野蠻向文明方向發(fā)展�！�(注：戴德錚、阮建平：《國際格局與世界和平》，《世界政治與經濟》2001年第3期，第27頁。)國際政治的民主化與世界格局的多極化是相輔相成的，并且互為存在的前提。民主化的實現有利于遏制權力政治的蔓延，促進多極化的發(fā)展，而多極格局的構筑又保障了國際社會民主秩序的營造。
　　從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初期，國際社會也基本維系著多極格局，但這種多極格局是殖民主義國家間的多極格局，它依然是對公理和國際社會民主的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民族意識的覺醒及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國際體系中的單位逐漸成為成熟的政治行為體，國際社會民主化的要求成為國際政治的主題。但兩極體系阻礙了民主化的進程。冷戰(zhàn)后出現的多極化發(fā)展趨勢是新型的、進步的，它與國際社會民主化的進程是同步的、一致的。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旨在推動國際社會民主化的進程，維護代表公益的國際制度。可是，國際社會民主化及多極化發(fā)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進行中它遇到的最大的逆反力量是權力政治。可以說，當前國際政治矛盾是國際社會的多極化和民主化與單極化和等級化之間的矛盾。
　　　　　　四、結論
　　以工業(yè)文明武裝起來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經濟等方面的優(yōu)勢，借助“冷戰(zhàn)勝利者”的余威，繼續(xù)向全球擴展其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實現“歷史的終結”。這種擴張性和排他性的文化擴張，很容易與其他民族文化發(fā)生矛盾。這種矛盾在新的世紀還在不斷地擴展和加深。雖然我們也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間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現兼容和整合的情況，但是這種和平接觸和融合有著長期性和漸變性，與當今時代中文化間激變性矛盾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經濟全球化在使世界總財富增加和經濟相互依存的同時，卻又加劇南北經濟的不平衡發(fā)展。發(fā)達國家依然主導著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而發(fā)展中國家大多是這種舊秩序的受害者。南北經濟相互依存的不對稱非常明顯。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減緩南北經濟的內在矛盾，反而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經濟的融合和依存并不掩蓋南北經濟之間的不平衡發(fā)展。
　　冷戰(zhàn)結束后10多年來，美國依靠其無可匹敵的國家實力推行單邊主義政策，迄今沒有遇到強阻力。美國的世界主導地位有一定的客觀性，國際政治中的“搭便車”現象非常普遍，大國安全合作仍然是當今國際政治的顯著特點。不過，權力政治卻與其長久以來追求的國際公理和正義發(fā)生了矛盾�！皺嗔�即是公理”的邏輯已經不符合國家安全相互依賴的現實。
　　在全球化背景下，當今國際格局的主要特點依然表現在兩個世界間的矛盾及其整合，即文化上的西方與非西方、經濟上的南方與北方以及政治上的權力與公理的矛盾與整合。事實上，全球化本身就是矛盾的統(tǒng)一體：“它包含有一體化的趨勢，同時又包含分裂化的傾向；即有單一化，又有多樣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國際化，又是本土化�！�(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參見俞可平、黃衛(wèi)平主編《全球化的悖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頁。)對立中孕育著整合，整合不可避免地伴隨著對立。對抗的結果是多元共生的長久的整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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