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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獨”的淵源與實質（下） ――兼論臺灣問題的基本估計與中國統一的可能前景
“臺獨”的淵源與實質（下） ――兼論臺灣問題的基本估計與中國統一的可能前景 六、”一個中國“的時態(tài)和語義問題
我已經指出，所謂”臺獨“在政治上實別有訴求，而在社會心理和情緒背景上，莫如說是一種孤立主義而已。如果望文生義，則”臺獨“基本上已經是個偽問題，而”一個中國“也需要進一步澄清。首先，中文缺乏時態(tài)變化，往往造成言不及義，這實在是件很糟糕的事。就拿”一個中國“來說，可以是過去時（Past Tense），亦可是將來時（Future Tense）；就算也是現在時（Present Tense），恐怕還談不上是現在完成時（Present Perfect），而不過是現在進行時（Present Continuous）。 ”一個中國“的過去時，遠溯上古自炎黃以降，那也是文化、民族和歷史的源遠流長的中國�！币粋�中國“的將來時，則但愿是個自由、民主、富強的作為大陸和臺灣共同歸宿的新中國。至于”一個中國“的現在進行時，恐怕要自辛亥革命后軍閥混戰(zhàn)始，特別是后來的國共內戰(zhàn)，爭相統一對方而不得，造成了1949年后這種長期相持不下的局面。海峽兩岸的仁人志士們，所感懷的是”一個中國“的過去時，所向往的是”一個中國“的未來時，大家的不懈努力，著力于此的是”一個中國“的現在進行時。 ”一個中國“既然是客觀的事實和過程，那幺”一個中國原則“究其為何呢？按照中國政府在國際上所大力推行的三段論式的標準定義：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問題是這第三要項，歷來是臺灣當局難以接受的。為此，錢其琛于一九九八年紀念”江八點“三周年座談會上，正式提出在處理兩岸關系事務中，特別是在兩岸談判中，中共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解釋是：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能分割。汪道涵也曾在上�！蓖艄紩劇爸凶鞒鲅a充：”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統一，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一個國家的主權和領土是不可分割的，臺灣的政治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進行討論�！白罱灿袡嗤耸棵鞔_指出，以往中國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原是”一個中國“原則的第三要項，但新定義將這項改成”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可分割“。這里實際上為臺灣留下一個突破兩岸緊張關系的缺口。 正因為”一個中國原則“在語義上的不確定性，一貫可有內外兩種解釋，很容易混淆。臺灣方面包括島內統派的深懷疑慮，大約主要在于這第三要項，擔心一旦作出了承諾，會被偷換概念，正中圈套。這里就非常需要兩岸以高度的政治智能，開誠布公來解決。早在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之前，兩岸便因”一個中國“是原則抑或議題而爭執(zhí)不下。從陳水扁的角度，承認”一個中國“為議題，這已向前了一步，但是還不夠。 陳水扁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刻意回避”臺獨“，也沒有明確承認大陸所定義的”一個中國原則“，而是說要”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這種含糊其辭，恐怕是大陸方面不能滿意的。好在陳的基調平和：不比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前進，也不比國民黨的兩岸政策后退，沒有造成新問題。自3.18以來，大陸一直保持了相當的克制，給了陳水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在我看來，只要對所謂”臺獨“的淵源和實質有所洞察，陳水扁仍是可以期待的�！币粋�中國“是陳水扁無可回避、終究也無需回避的。兩岸的關系完全可以朝著一個緩和的方向發(fā)展。 但即使回到了”一個中國原則“，仍然是任重道遠。兩蔣時代倒是明白無誤地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那是意在爭奪正統地位，聲稱”大陸也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還嚷嚷著”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那是以大陸為敵，未必向和平統一更進一步。 七、”三通“何懼之有
臺灣當局長期奉行的”戒急用忍“、以拖待變的大陸政策，雖然相比于兩蔣時代僵硬的”三不“，畢竟有所松動，但是陷入一個更深的誤區(qū)。早期的”國統綱領“尚且確認了最終歸于統一的目標，似乎是希望從兩岸民間交流和非政治議題開始，逐步推進到政府交往和政治協商。但在其中間環(huán)節(jié)，”國統綱領“預設了政治三前提，即要求先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摒除敵對狀態(tài)、國際間相互尊重，然后才肯開放”三通“和推動高層互訪。此處居心良苦，但誠意不免受到懷疑，無非是將大陸逼入死角，則其斷然不會輕易接受。而結果就是兩岸關系的泛政治化，導致相互的不信任日漸加深，使得諸多事務性議題也紛紛擱淺，兩岸僵局無法循由先易后難的途徑取得突破。 一味回避兩岸的積極接觸和政治談判，是一種鴕鳥政策。首先，這并不足以防止國際政治的天平向大陸傾斜。畢竟時過境遷，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是國際社會廣為公認的”中國唯一合法代表“并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同時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和無限的市場潛力贏得西方世界的廣泛垂青。美國的對華政策，從早期的圍堵轉向積極接觸和交往合作，也是一個明白無誤的信號。 其次，臺灣朝野的”恐共癥“仍揮之不去，卻焉知共產黨早已今非昔比；只感受到大陸當局對臺咄咄逼人的壓力，卻不曾意識到臺灣經驗對于大陸經濟政治改革潛移默化的示范效應。故從這個意義上，臺灣既不必自貶身價，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任人宰割，逆來順受；也不可盲動和輕率，招惹不必要的是非，成為眾所厭棄的”麻煩制造者“；更切莫囿于島民的狹隘意識，而失落其莊嚴的歷史地位與作用。誠然，大陸今后的走向和進程，確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足以使人忐忑不安。但是，臺灣列島終究不能游離到太平洋深處，其前途注定無法擺脫大陸局勢發(fā)展之左右。事已至此，恰恰唯有開放交流才能增進臺灣安全，并帶來大量的經濟利益，乃至有助于促使大陸的積極演變，也不排除逐鹿中原的可能前景。 ”三通“何懼之有？還大可通一通別的嘛。須有這個自信，為什幺要害怕呢？臺灣有些人覺得”一國兩制“還不夠好，其實哪怕”一國一制“也未必就壞，當然得看是怎樣的”制“，大家可以共同塑造這樣一個”制“。正如李遠哲所說：”若是一個民主的，安居樂業(yè)的中國，即使是一國一制也接受“�！兵r鳥政策“總歸不足取。 大陸曾將”三通“視為推進統一的一個象征性議題，志在必得，本來或許還有在其它方面做出適當政治讓步的可能。倒是李登輝堅持認為”三通“將導致兩岸交流的迅速擴大，違反他的”戒急用忍“、以拖帶變，不肯加以考慮，坐失良機。恰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兩國論“激起臺海軒然大波后，臺灣的幾位總統競選人競相視”三通“為勢在必行，而大陸認為只要雙方加入世貿，”三通“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反不那幺著急了。李登輝大陸政策的破產由此可見。 陳水扁在當選前后和就職演說中，對”三通“及進一步的兩岸交流表示了積極的姿態(tài)，此所謂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正如美國如果不能自拔于孤立主義的泥潭，而對歐洲事務作壁上觀，則不成其為今日之強盛，臺灣之于大陸的兩岸關系雖屬國內性質，但在戰(zhàn)略格局的演變上亦將如是。 八、應該樹立什幺樣的統一觀
大陸和臺灣同文同種，兩岸老百姓也無怨無仇，雖有政客上下其手惹事生非，但相互的需要將是主流。故從長遠上看，我持審慎樂觀態(tài)度�；谕瑯拥睦碛�，我愿意指出，在現階段常為人所忽視的卻是大陸自身內部的統一問題。在現代意義上，大陸算不算是個完全的統一國家尚可疑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 毫無疑問，中國應當加快其對外開放的步伐。經濟發(fā)展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而貿易各方可以發(fā)揮比較優(yōu)勢，特別是借助于要素流動，從而改進資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道理同樣或尤其適用于對內開放。你可以給予外商國民待遇，這固然是大勢所趨，但國內部門壟斷、地方保護和各種經營許可限制以及中世紀般的身份制度（如戶口制度等）造成市場割裂，中國對內尚無統一、無差別的國民待遇可言。尤其是本國人口的最大多數即九億農民從來不曾享受起碼的國民待遇，這不僅是個道義的或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它已嚴重影響到現實的經濟運行。 所以不難理解中國大陸為何如此之快地遭遇市場的瓶頸。這也可以從一個方面有力地解釋當前內需不足和經濟低迷的根源。全社會上下似乎都熱衷于談論種種宏觀經濟變量和調控手段，如數家珍卻無濟于事，殫精竭慮者有之，憂國憂民者有之。我感到從學術界到普通公眾乃至有關決策部門，是不是已經陷入了一個誤區(qū)？宏觀經濟學并非空中樓閣，而有其不可或缺的微觀基礎。全部宏觀和微觀經濟現象，更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如果只把認識停留在宏觀經濟的表象上，豈非舍本而求末耶！ 我以為中國大陸經濟和市場的內在統一性（非指行政上的令行禁止之類，雖然這也已很成問題）程度可能遠亞于歐盟各主權國家之間。由于長期以來的條塊分割沒有根本的突破，中國的橫向經濟聯系并無充分的發(fā)展，已有的市場化進程往往有所局限，市場一體化和市場深化的程度亟待提高。近年上海與湖北的汽車之爭，就是商品市場上仍然存留割據勢力的一個明證。還有此起彼伏的”茶葉大戰(zhàn)“、”薄荷油大戰(zhàn)“乃至”啤酒大戰(zhàn)“、”香煙大戰(zhàn)“等等。至于要素市場上的割據現象，更是比比皆是、司空見慣了。北京市于國慶前置憲法尊嚴于不顧，大規(guī)模驅逐外來民工，并不令人吃驚和意外，因為這太常見了，在全國到處發(fā)生，而我們對此好象已經麻木了。我的一個朋友在辦加拿大的技術移民，這似乎比他在國內遷個戶口還容易些。而資本要素的境況也堪憂慮，往往是進退失據，難暢其流。我們在進一步追求國家的最終完全統一，這固然是（或就算是）個神圣使命，但現在所已達到的形式上的統一（特別就大陸地區(qū)而言），尚需大力深化。換言之，統一不僅是一個在地理空間范圍上歸并的過程，更應當是一個在市場發(fā)育程度上不斷有所深化的過程。因此，如僅把統一問題限于臺灣問題是很可笑的，至少是避重就輕。但是，從一個更為深入的層次理解臺灣問題，則是恰如其時的。 國家統一只有深深植根于經濟統一才能長治久安；而經濟統一的基礎在于市場統一；當然，市場統一的成熟形態(tài)是從商品到要素、從資金到勞動力的市場統一；統一還必須體現為統一內部的國民待遇。這是我所大力倡導的新型國家統一觀。若為統一而統一，只是給好大喜功的統治者涂脂抹粉、為無聊幫閑文人提供歌功頌德的素材罷了，徒增悲劇或笑談而已。我所推崇的統一，乃是真正基于人民福祉，順應經濟規(guī)律和歷史潮流的大仁大義而有利、可行之舉。 中國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兼愛“、”非攻“、”交利“，是我所深為贊許的。不過，竊以為合理的次序應是：”交利“、”非攻“、”兼愛“�！苯焕凹础苯幌嗬埃F代經濟學的解釋是互有所得、共享市場剩余，何樂而不為？”非攻“就是不打仗，現代政治學的解釋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相安無事�！奔鎼邸�，又有一層溫情脈脈。從根本上說，”交利“是基礎。臺灣可為大陸東南之屏障，大陸可為臺灣深廣之腹地，這是地緣政治的觀點。非但如此，大陸與臺灣經濟上又有很強的互補性，且同文同種、地處一衣帶水之間，何必舍近而求遠呢？雙方都在積極爭取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種努力當然是值得稱道的，但為什么不相互張望一下海峽彼岸商機無限的大市場呢？居然還要為入世名義及孰先孰后，在國際社會上爭吵不休，不僅授人以柄，還徒為天下笑！ 九、對臺海局勢的基本估計
人們還多爭執(zhí)于”要不要打“”會不會打“、”打不打得下“之類問題，而忽視了”（就算有其必要、可能或把握）打下以后怎么辦“，實在是避重就輕、謬莫大焉。首先，”會不會打“這種設問失之于簡單，國內有關于此的討論多膚淺煽情，卻吸引了過多的注意力和無知無聊加三級的叫罵之聲。殊不知大陸目前操作臺灣問題，首要考慮無非是借此鞏固內部局勢。如果大陸局勢尚穩(wěn)，則不會貿然攻打臺灣，因為攻臺帶來的變量難以預料。但如果弄巧成拙，大陸目前的民族主義宣傳也可能順其慣性將矛頭指向官方自己，這時當局騎虎難下，知其不可而為之，也非危言聳聽。在現階段，中共執(zhí)政當局對于民眾情緒尚能算計準確、勉強做到收放自如，則以上因素暫可以排除。至于，若把動武的底線設置在臺灣”宣布獨立“上，這仗要打也難，因為臺灣當局終究不會愚蠢到給人提供口實，即以他們自己慣常的話語來說，”臺灣已經獨立（或臺灣一直就是個主權國家）而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按照這樣的邏輯就無需再行宣布什么”獨立“了。從臺灣的角度來說，”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現成的滿不錯的國號何必舍而不用，其”主權獨立“的歷史據說還一直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呢。更換一個什么國號，譬如”臺灣共和國“，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國際處境，還要招來滅頂之災，這一點他們應當是清楚的。而最高領導人即總統改由島內全民直選，則”臺獨“所暗含的基本政治訴求既已實現，又何必搞得過猶不及、引火燒身呢。臺灣這次總統選舉中，各參選人的大陸政策主張的微妙的趨同化，也是一個明證。而最近大陸方面提出的”不談判就打“，雖然疾言令色其勢洶洶，引起海內外一片恐慌，實際在措辭上仍留有充分余地，譬如不肯就對方虛與委蛇致使談判久拖不決的可能提出明確的預案，以免置自己于一言既出、到時候”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爾“的被動境地。 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大陸局勢先已失穩(wěn)，反倒有可能以攻臺作最后一搏，換取舉國一致的政治局面，并借此非常狀態(tài)打壓內部反對勢力，這將不失為一著險棋，非到萬不得已不可為之。這里要提醒臺灣某些人，他們別有用心地期待著大陸現政權有朝一日如前蘇共政權一般分崩離析，屆時乘機”宣布獨立“。焉知一旦天下大亂，臺灣將成為首選的替罪羊和出氣筒，你即便不”宣布獨立“，處境就已很危險了，你若要”獨立“，只怕無論誰在大陸掌權或有志于掌權，也要借你開刀以裝扮成民族英雄和偉大領袖，至少也得迎合一番民眾情緒做出激烈反應以保全自身地位與前途。 至于臺灣有些人一廂情愿地寄希望與美國，只怕抱錯了大腿。從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利益來說，臺灣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環(huán)節(jié)。如果大陸出兵攻臺，美國不可能舍身相保、大力介入。因此在美國基本中立的前提下，”打不打得下“也不是個主要值得考慮的問題。大不了假以時日和不惜一切代價，則一定可以打得下。但是打下之后，如何治理卻是天大難題。 倘若臺灣仍為蔣氏專制統治之下，或戰(zhàn)或和，都易于打交道。而今，臺灣已遠非香港、澳門可比。后兩者是典型的殖民地城市，有經濟自由和法治，而向無政治民主可言，民眾沒有多少政治參與意識，本地政治力量遠未發(fā)育豐滿（如彭定康臨行前拋出”政改方案“，作出還政于民的姿態(tài)，卻為時已晚，難以貫徹，又不免為人詬病為用心虛偽：你早干什么去了�。Ｅ_灣則經開放黨禁十多年來，已形成一個初顯輪廓的民主架構。 假如攻取之后保全臺灣的民主政體，則缺乏競選經驗且人地生疏、并可能面臨民眾之對立情緒的中共勢力，是否構成國民黨、民進黨、還有新黨（近來又有所謂獨立參選人之流）等等的對手，尚成問題。軍事登陸成功而政治競選落敗并非沒有可能，假如到時一怒之下（或者從一開始就”防患于未然“），轉而實行長期的高壓統治，豈非又回到了蔣氏的”動員戡亂“時期。這樣人心盡喪，資本和人才大量外流，經濟持續(xù)凋敝，民生不斷匱乏，將只能指望大陸不遺余力地輸血救急。駐臺數十萬大軍、年以千百億計的耗費，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沉重負擔。也許還要面臨極端分子誓不罷休、不擇手段、不分對象的恐怖活動，造成人人自危，怨聲載道（他們有人有錢也有槍，還有國際管道，這樣的極端分子有那么幾百個就足夠頭痛的了）。凡此種種，日久生變，更將導致大陸局勢嚴重不穩(wěn)。而究竟所圖為何？值得當局者三思。 此外常為人所忽視的是，一旦戰(zhàn)端一開，臺灣不大可能坐以待斃，正所謂困獸優(yōu)斗，除在其本土抵抗之外，極有可能反擊大陸后方。估計臺灣當局為了避免過分刺激大陸方面，及保持弱者形像以吸引國際閑同情，而尚未曾以官方名義作出上述挑釁性的表示（近來注意到陳水扁等人在競選中已有此類言論之苗頭）。但這完全不出軍事常識的范疇，臺灣軍方定然有此預案。不要只以為臺灣那邊民眾久已習慣優(yōu)裕的生活，不能經受戰(zhàn)爭。大陸這邊何嘗不是。一旦戰(zhàn)端一開，豈止臺灣列島，我東南半壁江山，也將陷于生靈涂炭。嚴重的情況下，自清末洋務運動以來中國現代化的成果將毀滅殆半，我五千年文化將經歷一場浩劫。更不用說戰(zhàn)爭引起的國際反應對于中國未來建設的災難性影響了。當然即便如此，在軍事上臺灣仍將無力回天，但對于打下臺灣的代價應有清醒和足夠的估計。更不用說本文特別提到的治理臺灣的成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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