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根源及對策分析

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根源及對策分析當前，我國正由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由封閉半封閉型的傳統(tǒng)社會向開放型的現代社  會轉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在這樣一個利益格局劇烈碰撞、調整的歷史變遷  過程中，“人民內部矛盾會明顯增多，有的還會日益突出起來，這是新時期的一個需要  認真研究和正確解決的重要政治課題�！盵1]本文分析了轉型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  產生根源，提出當前及今后應有及可有對策。
　　　　　　一、社會轉型期人民內部矛盾的特點
　　(一)利益相關性凸顯。利益是一個價值范疇，指與人的生存發(fā)展密切相關的東西。馬  克思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盵2]只要有人類存在，  就有人的各種各樣的利益，就有人們之間的利益矛盾。在計劃經濟時期，分配上帶有明  顯的平均主義色彩，個人利益的實現主要由集體和國家直接調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  之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階級斗爭，使得人民內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領  域，淡化了物質利益矛盾，或者說，物質利益矛盾處于隱性狀態(tài)，不普遍、突出。20多  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已經使人們逐漸接受了差異性、個性化的  社會，群眾的生活觀、價值觀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受市場作用的驅使，經濟利益  、物質利益成為生產、生活的主要驅動力，人們更重視和追求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實際利  益，功利主義價值取向逐漸凸顯，從而使經濟利益矛盾和物質利益沖突成為引發(fā)矛盾糾  紛的核心內容。諸如失業(yè)、下崗、協(xié)保、醫(yī)保、動/拆遷、物業(yè)管理等等，都是由經濟  利益或物質利益引發(fā)的矛盾糾紛，而且相當多的矛盾糾紛的發(fā)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極易  引起社會的同情。
　　(二)群體性矛盾增多。社會轉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因此  ，一旦出現利益矛盾，就不單單是個體性利益矛盾，而是群體性利益矛盾，這種群體性  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體性事件的增多。特別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  涉及的對象也往往是一個群體，他們住在同一地區(qū)或在同一單位，有相同的利益受損的  背景，只要有人挑頭，馬上就群起響應。比如，企業(yè)倒閉破產、職工下崗待崗、拖欠職  工工資、打白條、農民負擔過重、土地承包、征地拆遷安置、醫(yī)保改革等，這些問題往  往帶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極易在一些人的組織串聯或煽動下，釀成群  體性事件。
　　(三)矛盾對抗性增強。人民內部矛盾一般來說不具有對抗性。但新的生產關系的調整  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內部的經濟差距急劇擴大。這首先引起了矛  盾主體強烈的心理失衡，為矛盾對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觀條件。而在客觀上，利益差  距的擴大確實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處于不同的境地。當人們在物質利益發(fā)生沖突而又得  不到妥當處理時，容易向對抗性的方面轉化，造成公開的沖突。如上述群體矛盾就極易  以停工、罷課、集體上訪、也可能因財產糾紛、資產分配、土地使用等問題，爆發(fā)激烈  的糾紛和暴力沖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偏僻農村，素質極低的村官常常橫行鄉(xiāng)  里，激起民憤，釀成惡性對抗事件。概言之，新的歷史條件下，人民內部矛盾的對抗性  較過去更為激烈。
　　(四)黨群、干群矛盾突出。領導干部所處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當權力，使他  們經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成為各種社會關系的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是執(zhí)  政黨，黨的領導干部是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者，擔負著動員、組織和領導人民化解社  會矛盾、保持社會穩(wěn)定、促進經濟發(fā)展的職責。但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  新時期，有些干部出現了不適應和不勝任的情況，領導人民群眾致富無術，卻喜歡弄虛  作假、浮夸虛報，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完全脫離人民群眾，忽略人民群眾利益，漠  視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更有個別干部完全喪失黨性原則、做人準則。在經濟領域亂  收費亂罰款，索賄受賄，貪贓舞弊，直接侵犯群眾利益；在政治領域賣官鬻爵，錢權交  易，執(zhí)法枉法，肆意踐踏人民群眾的權利，壓制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領  域金錢至上、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對有害的思想觀念放任不管，推波助瀾；在社會領  域，生活侈奢靡亂，放縱黃賭毒，甚至與社會黑惡勢力沆瀣一氣，充當他們的“保護傘  ”，欺壓人民群眾，影響極為惡劣。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黨群、干群矛盾尖銳、突  出。
　　(五)處理的難度增大。群眾要求解決的一些問題，有的是歷史遺留問題，有的缺乏政  策、法律依據，處理起來比較棘手。有些人民內部矛盾跨地區(qū)、跨部門，協(xié)調難度大。  一些群體性事件，往往是較多人的過激行為或一般違法行為，與少數人的嚴重違法行為  及敵對勢力、敵對分子的搗亂破壞活動糾纏在一起，更是增加了處置的難度。
　　　　　　二、社會轉型期產生人民內部矛盾的社會根源
　　引發(fā)社會轉型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源可以歸納為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個  方面：
　　(一)經濟根源。正如一切生物體的生長、發(fā)育都離不開一定的環(huán)境和條件一樣，人民  內部矛盾的產生，同樣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在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命令  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對比較平均，所以，各地區(qū)、行業(yè)、職業(yè)、單位  、個人之間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社會分工的  細化，各利益群體不斷分化。再加上利益分配機制還很不健全，不同的社會群體、社會  成員在生產要素的占有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而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了按勞分配、按要  素分配等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格局。多種分配形式并存，意味著利益實現方式的多樣化  、復雜化。這就使得利益主體的實際收入差距突顯出來，引發(fā)了人民內部富裕者與貧困  者、先富者與后富者、合法致富者與非法致富者之間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為的分配不  公，進一步導致人民之間經濟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從而觸動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  經”[3]，加劇了這一矛盾。
　　不僅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會引發(fā)矛盾沖突，在同一階層內部，也存在著一定的利益矛盾  。比如，在工人階級這一利益群體中，又出現了國有企業(yè)工人群體、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工人  群體、混合所有制企業(yè)工人群體、私營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工人群體等，這些不同利益群體  之間存在著矛盾。由于人民內部利益群體呈現多元化格局，使得群體之間的利益界限分  明，群體利益要求明確，群體利益矛盾明朗化。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現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部分官員的貪污腐敗以及干群  關系緊張。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談到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時，明確指出要建設社會主  義政治文明，強調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先進  的制度，也應該建設最先進的政治文明。其中應包括規(guī)范、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和與之  相配套的政治運行機制、監(jiān)督機制，以及確保這種制度和機制理性運轉的規(guī)范程序。從  觀念層面來說，先進的政治文明還包括進步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政治理念(如民主  、平等、自由、人權)以及公平、公正、公開的辦事原則；與之相對立的，則是不文明  的甚至是野蠻、蒙昧的政治觀念，如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觀念等  。此外，民主、高效、廉潔的行政觀念也應該是先進的政治文明題中應有之意；與之相  對立的則是地方保護、司法腐敗等。
　　先進的政治文明是我們的追求和建設目標，但現實中，我們的政治文明建設不但與先  進的政治文明的要求還有相當距離，而且與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運行規(guī)律的要  求也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其一，我們的民主政治制度、政治運行機制、監(jiān)督機制還  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各項政治制度之間的權力關系，特別是黨的領導制度與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之間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政治體制中的民主機制不充分，還不能保證政治權  力產生和運行的民主性功能得到充分發(fā)揮；直接民主制度不完善，上下溝通的渠道不暢  。其二，有些人的政治思想、政治道德、思維方式還有許多落后陳舊的東西，少數干部  的特權思想、等級觀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觀念等還相當嚴重。以上制度、機制的不  健全、不完善以及政治思想觀念的陳舊落后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導致諸多消極后果。首先  ，“權力過分集中”�！安簧俚胤胶蛦挝唬�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  接受監(jiān)督和制約的觀念非常淡薄，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  ”。[4]正是由于這一弊端，使得家長式人物綿綿不絕，濫用權力的現象相當普遍，也  導致不少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違法亂紀、貪污腐敗、腐化墮落行為不能及早發(fā)現查處，  引起群眾不滿。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單位和部門，還存在門難進  、臉難看、事難辦的現象，“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有的干部把“官位  ”看作謀權生財之道，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大慷國家之慨編織關系網，大搞權權  交易、權錢交易、虛報浮夸、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政績工程，而對普通群眾的困難  和疾苦漠不關心。最后，導致被管理者參與管理的渠道不多不暢，參與意識普遍較弱，  參與管理的程度十分有限。
　　這一切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造成了干群關系的緊  張，有的本來屬于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也往往轉化為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甚至引發(fā)激烈  沖突，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了政治穩(wěn)定，而官僚主義的存在以及上下溝通  不暢又為解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增加了難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思想根源，可以從思想發(fā)展即主體認識發(fā)展  的一般規(guī)律來探討，而矛盾產生的文化根源，則可以從文化結構的層面加以考察。轉型  時期我國的文化結構，已由改革開放之前的二元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結構演  變成三元文化(社會主義文化、傳統(tǒng)文化和西方文化)結構，三種文化的異質同構，必然  引發(fā)相互之間的沖突——主要是社會主義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西方文化之間的沖突，導致  人民內部的思想文化型矛盾。改革開放既大大促進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強了人們的自  立意識、競爭意識、民主法制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同時又由于受市場經濟利益驅動機制的  消極影響，使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落后思潮沉渣泛起。加之西方一些敵對  勢力故意在思想文化上制造混亂，使矛盾更為突出，因為在紛至沓來的各種思潮面前，  有些人感到眼花繚亂，是非莫辨，容易產生偏頗、盲從、趕時髦等不良傾向。具體表現  為人民內部的馬克思主義同非馬克思主義的矛盾，價值觀中的“義”、“利”沖突，改  革意識與思想僵化的矛盾。此外還存在民族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現代文明與傳統(tǒng)文  化的矛盾碰撞等等。
　　(四)心理根源。心理失衡是導致轉型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重要社會心理根源。社會轉  型也是必然伴隨新舊思想文化和體制的交匯、碰撞。在市場經濟的強烈沖擊下，社會利  益多元化格局日益明顯，社會個體的價值追求出現了多元化態(tài)勢。因此社會上的集體主  義、社會主義的主導價值觀與社會個體多元的價值需要之間、主流文化與亞文化之間的  差異與沖突，也成為轉型期人民內部矛盾產生的思想根源。尤其是利益結構的變動在一  定程度上導致部分群體心理的失衡，引發(fā)矛盾沖突。一是“利益相對受損”心理[5]。  改革使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事實不容置疑，每個社會個體都希望能夠在此過  程中獲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會成員在知識素質、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異，人們  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迅速分化。特別是在目前我國許多方面體制還不健全，漏洞很多  的情況下，一些人通過投機倒把、權錢交易等各種不正當的途徑迅速積聚大量財富甚至  “暴富”時，必然也是對“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觀的一種挑戰(zhàn)，很容易打破人們的心  理平衡，激化人民內部的矛盾。二是保守與創(chuàng)新的矛盾心理。幾千年來我國社會長期處  于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狀態(tài)，與小農經濟相適應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已普遍內  化為人的思想觀念�？梢哉f在轉型時期，古今中外各種思潮、文化觀念，都并存于當代  中國社會中。落后與先進、守舊與創(chuàng)新、傳統(tǒng)與現代等都導致了極其復雜激烈的矛盾沖  突，也使社會個體在心理預期與社會現實失衡時，感到價值選擇的困難，精神寄托上的  無助，行為上的無所適從，進而導致各種人民內部的矛盾。
　　當然，轉型時期我國人民內部矛盾的存在和發(fā)展還有一些其它因素的影響，如一些方  針、政策上的失誤和偏頗，在國際分工和政治格局中的不利的地位，以及西方國家對我  國意識形態(tài)的滲透和推行和平演變的圖謀等。因此，對我國轉型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的  解決，既要抓住矛盾的本質根源，又要把握其現實特征，分析人民內部矛盾的各方面關  系，立足與現實條件，找到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可有對策。
　　　　　　三、社會轉型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應有及可有對策
　　在有關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文章中，幾乎都提到的幾點是：正確處理好改革、發(fā)展和  穩(wěn)定的關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反腐敗斗爭；加強民主制度建設；加大宣傳力度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這些對于人民內部矛盾的預防、化解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但  既由于篇幅所限，又因為對此已有諸多論述，故本文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談一談社會轉  型期化解人民內部矛盾的應有及可有對策。
　　(一)堅持改革、推進發(fā)展，夯實消解人民內部矛盾的經濟基礎。目前我國人民內部矛  盾大量出現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現階段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相適應。人民內部在根本利  益一致的基礎上，之所以存在著大量的有些甚至還很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就是因為我  國經濟比較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不能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多方面的需要。因此，通過  改革，改變同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大力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  個中心，把財富“蛋糕”做大，是正確處理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本途徑。發(fā)展才是  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于依靠自己的發(fā)展�，F階段，在大量存在的人民內  部矛盾中，不僅那些物質利益上的矛盾直接根源于國家的相對貧窮，就是許多思想上的  矛盾也或多或少地同社會物質財富不夠充裕相聯系�，F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即人  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正是人民內部  矛盾的集中反映，它在整體上始終影響和制約著后者，是我國社會所有矛盾的總根源。  因此，我們只有集中力量搞好經濟建設，大力發(fā)展生產力，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千方百  計解決好社會這一主要矛盾，才能使紛繁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得以解決。
　　但改革本身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蕩，誘發(fā)新的矛盾。在這種  兩難選擇面前，要把握這樣一個基本原則：既不能因為容易產生或者是害怕引發(fā)矛盾使  改革止步不前；也不能只顧推進改革，不顧矛盾可能激化的現象。只要改革總體利大于  弊，就可以考慮推行，但關鍵要對利益受損者進行補償，可以按照市場運作的，由改革  的獲利者對利益受損者進行補償，不能按市場規(guī)律運作的，則應由政府進行補償。要把  加快改革步伐的緊迫感同科學求實精神很好結合起來，把推行改革與防止矛盾、化解矛  盾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改革的推進既積極又穩(wěn)妥。
　　(二)提高政府汲取能力，加大公平優(yōu)先的二次分配力度。通過發(fā)展促進經濟增長，把  社會財富“蛋糕”做大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要條件，因為社會經  濟總量增長本身雖然重要，但不能自動解決包括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不平  衡、企業(yè)職工下崗失業(yè)在內的一系列緊迫的、容易誘發(fā)人民內部矛盾的社會問題。如果  說可以用“博弈論”來形容自1979以來人們從改革中的所得與所失的話，那么，可以說  ，從1979——1993年這段時間，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是一個“雙贏博弈”(win-win  game)  ，因為幾乎所有群體都從改革中獲益，其差別僅在于得利的多少不同；但自1994年以來  的改革，則在一定程度上說具有“零和博弈”(zero-sum  game)的性質：一些社會群體  獲益頗多，另有一些群體則第一次成為實際上的“輸家”，因為他們的福利水平實際上  是下降的(這里面至少可以包括下崗職工、農民以及國有企業(yè)職工)。[6]1979年以來，  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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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理論界興起了人學研究的熱潮。它不僅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而且也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推進著中國現代化的建設。
　　一、當代中國的人學研究是如何興起的
　　簡要來說，人學首先是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質、存在和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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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工業(yè)生產方式正在陷入危機，新工業(yè)革命已經興起，從根本上講，這正在形成　一種更高級即更深層次的物質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新工業(yè)革命將使人類獲得更大的解放　和更大的進步，對正在進行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既是嚴峻的挑戰(zhàn)，又是巨大的歷史機遇。　中國古語說得好，“凡事預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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