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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資源
全球化和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資源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一個傳統(tǒng)的生成
汪政:應醒龍兄的邀請,我們接著做有關文學與中國經驗的對話。這次何平提議就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資源問題進行討論。這是一個有些敏感但卻重要的話題,我們必須面對。
何平:談論中國社會主義文學資源首先面對的是一個傳統(tǒng)的生成問題�！吧鐣髁x文學”是什么時候提出的?從歷屆文代會的報告看,雖然一九五三年的第二屆文代會已經出現(xiàn)“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這個詞,但“社會主義文藝”、“社會主義文學”全面取代“新的人民的文藝”成為一個被普遍使用的詞應該是第三屆文代會。按照周揚為第三次文代會所做的報告《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是“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以空前速度持續(xù)躍進”合符邏輯的結果。應該說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是一個無法回避的歷史存在。只不過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特別是全球化的加劇,“社會主義文學”似乎不斷遭遇到質疑和挑戰(zhàn)。事實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產生于世界兩大政治陣營對抗的冷戰(zhàn)時代。對抗曾經使社會主義文學充滿了豐富的張力,其對抗中的彰顯的區(qū)別性和差異性自然也相當鮮明。而在當今世界日趨一體化、同質化的今天,“社會主義文學”什么是其存在的理由和自身的規(guī)定性,它是否在和傳統(tǒng)的對照中發(fā)生遷移和轉化,如果發(fā)生遷移和轉化,其意義世界是如何重新建構的,都值得我們深思。
吳俊:從中國當代政治或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來看,“社會主義文學”是必然的也是惟一的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孕育、誕生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世界潮流之中,中國當代的國家政治賦予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惟一合法性地位,而建立與之相應的意識形態(tài),當然也是國家政治必然的題中之意。不管新中國的歷史如何演變,這都是我們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基本前提。同時,我們更應注意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確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自覺選擇、探索和實踐。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有其自身的獨特性。不僅在制度層面,也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更在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實踐層面上,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文學”擁有并表現(xiàn)出了自身的獨特性。這也就構成了我們當下和未來的最重要的文學遺產和歷史經驗。換一個角度也可以這樣說,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文學”是一個歷史的建構過程,它本身也是中國與世界的互動產物。它歷來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封閉的。它有同志、同路人、同情者,也有歧路者和敵人。它的世界地位和影響力隨著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盛衰而起伏,特別是在世界政治利益多方博弈、格局空前復雜的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和世界的社會主義文學,包括世界范圍內的左翼文學等的實踐和經驗,恐怕并不能被全球一體化所淹沒。對此,需要強調歷史的考量。
施戰(zhàn)軍: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周揚所提的“社會主義文學藝術”更具代表意識形態(tài)主流的效應,其實這一概念出現(xiàn)比之較早的例子還有不少,比如新文藝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羅蓀的著作《保衛(wèi)社會主義文學》,羅蓀也不是小人物,只不過跟周揚相比,他在文化文學藝術界的政治權威性弱了一些而已。從源流上看,當時主要是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借鑒,一九三○年代初期,高爾基等人提出并經過斯大林同意,在一九三四年在全蘇第一次作代會章程中確定“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為“蘇聯(lián)文學與蘇聯(lián)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中國從一九四二年《講話》到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會其實所強調的創(chuàng)作原則就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蘇聯(lián)文學發(fā)展到五十—六十年代,該原則已經出現(xiàn)了“教條主義”和“修正主義”兩種傾向。鑒于此,加之毛澤東詩詞以及大躍進民歌的浪漫主義氣勢的影響,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的報告顯然已經和蘇聯(lián)的提法和內涵有所區(qū)別,其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則是“革命現(xiàn)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兩結合”成為指導我國文藝創(chuàng)作的基本方法。從中國本土文學方面,再往前看,在毛澤東說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已經生出了“社會主義文學”的萌芽,至少,在社會主義時期人們的言語方式、論爭習慣、階級思維模式等等,早就在“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和“延安文學”階段發(fā)生和基本定型。甚至在“現(xiàn)代性”的策略的方式方法上,可以上溯到《新青年》同人以及“創(chuàng)造社”骨干和它的論敵們的斗爭經驗上。
賀仲明:不管我們怎么稱呼它,也不管我們怎么評價它,這一傳統(tǒng)的存在是肯定的。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一談文學傳統(tǒng)就自然談五四文學,似乎除此以外就不存在傳統(tǒng)了。這其實是一個誤解。事實上,新文學發(fā)展到三十年代以后,有一個比較大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傳統(tǒng)。就像戰(zhàn)軍說的,“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到延安文學,一直到建國后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它和五四文學傳統(tǒng)可以說是雙峰并峙,它也許未達到五四文學傳統(tǒng)那么高的成就,但也有自己的特點,與五四傳統(tǒng)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互補關系,它的某些因素對五四傳統(tǒng)也有所超越。我們文學史對這一傳統(tǒng)的關注有所不夠,尤其是對它與五四文學之間的關系沒有充分重視。就像我們不能簡單地說在三十年代文學中,左翼文學一定劣于其他文學一樣,我們也沒有任何理由簡單地否定所有社會主義文學的成就。至少,它的某些因素在今天是很有啟迪意義的。房龍說過一句話:了解一切即寬容一切。我們對這一傳統(tǒng)缺乏足夠的了解,因此往往對它作非常簡單的否定和批判。事實其實并不如此簡單。
何言宏:“全球化與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是一個相當宏大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覺得我們的一次對話似乎很難解決,需要一系列的深入研究。提出這個問題,并且進行初步的交流和思考,互相激發(fā),甚至互相交鋒,對于進一步的研究,很有意義。首先我覺得,對于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如果離開全球化的背景,有效性是非�？梢傻�,實際上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情況也是如此。如此說來,無論是我們清理和反思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既往歷史,還是想象和建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未來,都應具有這樣的視野。剛才何平說了,一九四九到一九七八年間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歷史特征,實際上與冷戰(zhàn)關系極大。當時的中國文學與整個中國的國家戰(zhàn)略一樣,采取了“一面倒”的方針。我們的文學制度、文學政策、文學理論、創(chuàng)作方法等等,基本上都來自于當時的“老大哥”蘇聯(lián),這在當時的文學史料中表現(xiàn)得也非常清楚。對于這個問題,我在參加《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的編寫時,曾有整整一節(jié)的專門梳理,后來沒有用上。這種“一面倒”,我們一定要注意�！案母飼r代”以來,我們的文學戰(zhàn)略和國家戰(zhàn)略一樣,做了很大的調整,“脫蘇聯(lián)、趨歐美”,由此也帶來了文學方方面面的變化,這一點,我們也一定要注意。對于這兩點,如果不是滿足于一般性的談論和注意,而是深入下去,就會提出很多新的、有價值的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是何平所說的建構問題了。我們應該非常清醒地意識到當代中國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歷史和現(xiàn)實“規(guī)定”了的,但在同時,我們也應清楚,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一個被不斷地進行歷史建構的概念,因此所謂的“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從一九四九年至當前以至于到未來,也是一個動態(tài)的歷史概念,基于這樣的理解,我們的學術實踐與文學實踐,就應該對未來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建構有所貢獻�；蛘哒f,未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具體如何,我們是負有歷史責任,應該和可以有所作為的。
張光芒:說起對社會主義文學歷史的清理和反思,除了言宏說的這兩點,我想還應該厘清另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無論將作為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文學往上追溯到“五四”時期,還是將其動態(tài)建構過程下延到八、九十年代,都要分清楚社會主義文學的理論訴求與創(chuàng)作實踐的區(qū)別,口號方針與其實際內涵的矛盾。在“五四”以來的各種形態(tài)的文學傳統(tǒng)中,社會主義文學傳統(tǒng)在這一方面存在著尤其復雜和明顯的問題。比如一九五六年倡導的“雙百方針”與文學創(chuàng)作真相之間,“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口號與實質上概念化的浪漫主義創(chuàng)作之間,都呈現(xiàn)出十分嚴重的錯位。第二個問題是,作家在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的時候,其主觀意圖與實際敘事之間,政治傾向與審美趣味之間,乃至思想意識與基于生命體驗的潛意識之間,也往往存在著或大或小的縫隙。第一個問題涉及到對這一文學傳統(tǒng)如何進行總體的客觀評價,第二個問題則直接涉及到對不同的作家個體如何進行歷史的定位。因此,當我們說社會主義文學傳統(tǒng)是一個被不斷地進行歷史建構的時候不但要注意到其歷時性的嬗變,更要注意其共時性的矛盾,這種共時性一方面自然指時代性的不同的思想與審美選擇,另一方面也包括作家主體心靈內在的悖論或分裂。其實,我們試圖“重寫文學史”的時候,許多有價值的發(fā)現(xiàn)和有意義的重估往往就出自對這些夾縫的洞察。
汪政:看待這一問題,即使是梳理這一概念,我們確實需要一種歷史的觀念,必須將其置于中國現(xiàn)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去考察。從左翼文學到延安文學,再到建國后的幾個有代表性的階段,能不能理出一個邏輯線索?當我們試圖這樣去做的時候,原以為是簡單的問題就會復雜起來,文學家們的想法和實踐與政治家們并不一樣,即使使用的是同一種話語,其所指也會相距甚遠。政治家們大都是從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這個角度去看待這一問題的,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毛澤東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要進行“文化運動”,因為“農民沒有文化”,使農民或后來的“人民”有文化,一直貫穿在毛澤東的國家構建的理想之中,別看這個簡單的提法,它孕育了社會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學的重要基因,即文化的主體與文化的受益者。所以,在《新民主主義論》里,毛澤東就明確地對新舊文化劃了線,“‘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薄笆菬o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倍@種文化的內涵則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這里面可以說什么都有了。所以,吳俊提出國家文學的概念,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說法。文學與國家相聯(lián),好像有些不可思議,但是回顧共和國的文學歷程,確實是這么回事。這本身就值得研究,而且研究要細,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辨析,文學與國家意志的分合狀況及具體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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