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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文學
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文學 面對剛剛過去的20世紀文學,如何以科學的態(tài)度進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是文學研究界迫在眉睫的課題。近年來,學界一直在醞釀著文學史研究的創(chuàng)新和突破,可是至今步履艱難。在我看來,文學史的研究要有真正的突破,恰恰在于我們首先應該真正重視為研究對象找尋到最合適的研究角度。
研究中國20世紀文學與政治文化之關系,具有特殊的意義,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學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但在此之前還沒有人專門從“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來研究中國20世紀文學。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上,研究界曾出現(xiàn)過兩種傾向,或是過分強調藝術對于政治的隸屬關系,以至于常常出現(xiàn)以政治情緒化評判取代客觀的文學研究的情況;或是有意無意忽略文學史上客觀存在的政治因素對文學的影響,以至于難以對一些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作出客觀的歷史評判。要避免上述走極端的研究傾向,就必須真實客觀地來看待政治與文學的關系問題。在以往學術界闡述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時,最大的失誤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間的關系方式。人們雖然是明確意識到了政治維度,并試圖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與文藝的關系方式之前,這種描述只能是簡單地將文學現(xiàn)象與政治事件,將文學作品與作家的政治思想,將文學的內容與政治的歷史進程生硬地直接對應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觀地去探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種方式,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左右、影響乃至決定了文學的基本走向,或是構成了文學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在這里,我們將“政治文化”這一概念引入文學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無非是嘗試著在政治與文學之間找到一條關系方式的橋梁。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詞是美國政治家阿爾蒙德(Cabriel A. 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發(fā)表《比較政治體系》一文時首先創(chuàng)用的。按照阿爾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確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現(xiàn)實的政治決策,它是作為一種心理的積淀,深藏在人們心中并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政治行為�！罢挝幕痹诎柮傻碌挠^念中,是屬于“文化體系”的一部分,指涉著對政治行為和政治評價的主觀取向。自從阿爾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來,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學者紛紛采用這一概念來解釋政治體系中的政治行為及其變遷的趨向。當然,在具體使用“政治文化”這一概念時,不同的學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異的。對“政治文化”這一概念的種種闡釋,包含著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對此的理解,以及標明了他們各自是在何種意義上使用這一概念的�！罢挝幕边@一概念可以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環(huán)境下形成的民族、國家、階級和集團所建構的政治規(guī)范、政治制度和體系,以及人們關于政治現(xiàn)象的態(tài)度、感情、心理、習慣、價值信念和學說理論的復合體。而狹義的政治文化則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識、政治態(tài)度、政治價值觀等層面所組成的觀念形態(tài)體系,也就是阿爾蒙德所謂的“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tài)度、信仰和感情”。我們將主要地是在狹義上使用“政治文化”這一概念。
我們關注“政治文化”問題,首先是因為“政治文化”這一問題所涉略的重心不同于我們通常所謂的“政治”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們通常對“政治”的解釋,政治就是指“階級斗爭”�！捌浔憩F(xiàn)形式為階級、政黨、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關于國家生活和國際關系的活動。這些活動的實質是一定階級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斗爭。政治屬于上層建筑,它產生于一定的經(jīng)濟基礎之上,并為經(jīng)濟基礎服務,是經(jīng)濟的集中表現(xiàn)”;“政治”的另一解釋,有時就是直接“指國事”(《辭�！�)。我們從上述對“政治”的解釋中所能領略的基本上是一種客觀的外部的“活動”,人們的政治行為及其背后的心理動機等主觀取向卻無法得到強調。這樣,當我們談論政治與文藝的關系時,勢必會遇到的問題就是客觀“活動”的“政治”是如何與個人性、主觀性很強的文學創(chuàng)作相關聯(lián)的?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提綱》中曾這樣批評過機械唯物論的片面性,說它們的“主要缺點是:對事物、現(xiàn)實、感性,只是從客觀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不是從主觀方面去理解”。我認為,在以往的政治與文化關系研究中最常見的生搬硬套、亂貼標簽等弊病也與此有關。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確的政治理念和現(xiàn)實的政治決策,它更關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體表現(xiàn)形式,以及政治體系中成員對政治的個人態(tài)度與價值取向模式。進入其研究視野的就不再是純客觀的“活動”,而且包括甚至主要關注政治行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評價意向等。這對我們研究政治與文學的關系確實是提供了絕佳的中介。政治固然有時可以直接干預文學活動,但最終“政治”進入“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乃至最終影響文學作品,卻只能是通過“政治文化”這個通道來完成的�！罢巍笔且哉挝幕姆绞綄ξ膶W施加影響的,即民族、國家、階級或集團等政治實體所建構的政治規(guī)范和權力機制,是通過營造成某種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態(tài)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來影響文學創(chuàng)作的,而文學創(chuàng)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過這些政治文化方面來間接實施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政治文化”是政治與文學之間關系方式的橋梁。在談論從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世紀文學時,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所謂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種研究的視角,而不是一種評價尺度,我們不是對文學是否與政治結緣來給與臧否,而是通過這一角度去接近對象的實際,從而對20世紀的許多文學現(xiàn)象作出更為合理的解釋。
由于20世紀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勢不盡相同,其文學與政治結緣的方式也不同。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態(tài)去把握不同歷史時期文學受制于政治的不同特點。中國二三十年代的狀況,從政治文化的社會形態(tài)來看,是屬于非整合模式。所謂非整合模式,是指社會成員對官方政治價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認同感。由于少數(shù)社會成員攫取過多的物質利益,普通民眾付出的代價過高,因此下層對上層充滿了報復心理,并且一遇機會就會付諸行動。民眾的政治取向多傾注于對次級國家組織及團體的認同上。尤其是30年代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后,實行了種種文化控制方略,這造成了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之間的緊張,引發(fā)了包括文化界、文藝界人士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滿情緒。由于文藝、文學在政治文化傳播中作為傳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藝、文學領域便成了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雙方激烈爭奪的戰(zhàn)場。30年代作為權力客體的持不同政治見解的文學群體和個人,都不約而同地關注出版與言論的自由,無疑是針對國民黨的限制思想和言論自由的文化手段而來的。他們的文學主張雖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作為權力客體所持的反權力主體的政治意識。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構成了特殊的文學氛圍,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學的生存和生產狀況,產生了特殊的文學現(xiàn)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學發(fā)展在總體上的政治化趨向。這種政治化趨向具體體現(xiàn)為:第一,30年代文學群體多少在承擔著“次級國家組織的團體”的功能,因而都明顯呈現(xiàn)出“亞政治文化”形態(tài)。即所有重要文學群體在重大政治文化問題上均對統(tǒng)治者的主體政治文化取對立的或游離的態(tài)度;在其政治傾向上各文學群體都多少代表了各種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文學群體內部在重要的文學觀念上大體相一致,而這種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審美性追求,或可以說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學的或學術的思考,而常常是從自身的政治立場、政治態(tài)度出發(fā),針對自身對當時政治文化形勢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種文學策略。第二,在30年代的文學論爭中,各派所依據(jù)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場,而文學自身的要求則往往被隱去。其間,備受重視的是說話人的政治態(tài)度,即站在何種立場上講話,是論爭各方最關注的。第三,30年代作家的文學選擇明顯受其政治意識的趨導,作家的政治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作家們選取文學題材的眼光、處理題材的方式,以及觀照問題的角度。第四,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風氣、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態(tài),導致了主導的審美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體形式的盛行,等等。
所謂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體系下,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并不處于政治對抗之中,相反,社會成員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存在一定的協(xié)調機制,保持著一定的融洽和諧氣氛;這種模式明文規(guī)定了各種民主程序,但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制常易被人治所取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一些場合下允許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存在,但總是伴隨著前者對后者的嚴格的限制。例如中國50年代直至“文革”時期的狀況。在這些年代里,文學作為意識形態(tài)受到了嚴格的控制,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在意識形態(tài)中被抬升到相當重要的位置。在這種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圍中,文學與政治結緣的方式呈現(xiàn)出非常復雜的態(tài)勢,大致體現(xiàn)為:一,由于政治權威對政治運行過程有相當?shù)目刂颇芰?因而在這樣的年代中,文學群體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特征非常明顯,任何文學組織都無一例外地被納入政府的管理體系之中。這一方面使作家的生存等權利有了基本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文學流派、文學社群的自由存在成了問題:從40年代解放區(qū)到建國后,諸多文學流派大量消失,僅有“山藥蛋派”等個別流派因其最大程度上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契合而得以存在并發(fā)展,而各類文學社群組織則幾乎都被全國唯一的各級作家協(xié)會所取代。二,文學被要求以意識形態(tài)工具的身份出現(xiàn),文學不能自由傳播任何非主流意識形態(tài),即通常所謂的不允許“脫離政治”。這樣,作家文學選擇的空間就很小,他們要么放棄創(chuàng)作,如有一些在三四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在建國后就選擇了輟筆;要么就是自覺擔當起這種工具的職責,許多作家作了順應當時政治文化要求的選擇,只不過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是順應得好的,于是成了主流意識形態(tài)話語的代言人,而另一部分人則總是因為難以完全順應而苦惱于找不好自己的位置。三,文學觀念的空前一致,即絕大多數(shù)文學主張、文學理論,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對文藝政策而作的種種闡釋,或者就是一定政策的直接的傳聲筒。與之相關的文學評價標準也主要是基于當時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對文學作品也常常是或從政治上找尋其可肯定之處,或從政治上找尋其該否定之處,而很少顧及作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和愿望。其間,也會出現(xiàn)短暫時期的政治策略性的“松動”,如“百花文藝”時期和1962年“大連會議”前后等,但伴隨而來的又常常會是更嚴格的限制。四,由于意識形態(tài)對普通民眾的灌輸力量,由此形成了相當濃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態(tài)和政治風尚,這又直接導致了主導的審美傾向的形成,并導致了諸多特殊文體的流行。
在20世紀許多政治敏感時期,政治形勢、政治文化往往是構成文學生成、生存和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生態(tài)環(huán)境。在這種時期,各種文學現(xiàn)象,基本上是在對這樣的生態(tài)環(huán)境或順應或違逆,或適應或不適應,或協(xié)調或不協(xié)調的反應中得以形成并呈現(xiàn)出種種態(tài)勢的。當我們回顧20世紀文學的發(fā)展時,我們看到的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在20世紀的大多數(shù)年代里,文學的政治化趨向幾乎是文學發(fā)展的主要潮流。文學與政治的特殊關系,無疑是其最為顯性的文學發(fā)展的特征之一。因此,在研究上述年代的文學現(xiàn)象時,首先應關注的也許倒不是純美學、純藝術層面的東西。
當然,我們研究中國20世紀文學與政治文化之關系,最終的落腳點還是應該在文學上。在涉及政治文化時,應將其擺到與文學的關系中來加以探討,即看它對文學的影響程度和在文學特征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說到底,應該是盡可能地真實地再現(xiàn)20世紀文學所處的政治文化氛圍,盡可能地以翔實準確的史料去研究20世紀政治文化制度的運作,以及由此形成的普遍的政治心理、政治意識、政治價值,并由此來認識各派文學的實際反應,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文學策略,找到20世紀許多文學現(xiàn)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學論爭、文學派別、范型、文化現(xiàn)象的形成等)的重要依據(jù),達到對20世紀文學的準確把握和中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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