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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校讎略》和《中國文獻學》看張舜徽的文獻學思想及其淵源
從《廣校讎略》和《中國文獻學》看張舜徽的文獻學思想及其淵源 【內(nèi)容提要】張舜徽先生是我國近現(xiàn)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也是我國古典文獻學理論的奠基者。本文通過分析其文獻學理論著作《廣校讎略》與《中國文獻學》考察了他的文獻學思想。認為,張先生的文獻學思想是以“國學”為底蘊,以“史學”為歸宿的“廣校讎”文獻學思想,而這一思想的直接淵源當是“二鄭”(鄭玄、鄭樵)與梁啟超。 【摘 要 題】圖書情報工作論壇 【英文摘要】The paper&nb…… 著名的古典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學識淵博,貫通古今。他在文字學、史學、古典哲學等領域造詣頗深,同時,他在長期的治學生涯中進行了大量古典文獻整理工作,為其文獻學思想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和理論基礎。因此,從這位典型學者身上我們可以窺見20世紀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研究發(fā)展的全影。[1] 張舜徽的文獻學思想充分體現(xiàn)在其80年代的一部奠基性著作《中國文獻學》中。這是一部繼40年代的《廣校讎略》之后的又一部文獻學理論專著。前者是后者的發(fā)展,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加以發(fā)凡與擴展的。不同之處在于:《廣校讎略》的體例,注重史料之引證,而觀點往往通過各章節(jié)標題注明,許多論斷具有啟發(fā)性,誠為治學經(jīng)驗之結晶;《中國文獻學》改變了這種以文言與札記為主的表述手法,較多地以敘述與白話作輔助的方式闡明內(nèi)容,識見較前者更加廣博深邃。另外,體例較為條理有序,并在最后兩編增加了對今后的設想。至于對文獻學之范圍劃分,二者是前后相因的!稄V校讎略》的文獻學范圍及其所及內(nèi)容,囊括已相當廣泛,當是繼鄭樵、章學成之后對校讎學范圍的又一次廣而大之。80年代,張先生整理舊稿,重新補充歸納,寫成《中國文獻學》。而此時的文獻學,已是以“國學”為底蘊,以“史學”為歸宿的一部通人之學,稱其為“經(jīng)、史、子、集無所不包的國學即神州之學”[2]亦不為過。這部文獻學著作最終將我國古典文獻學的范圍推至至極。張先生的“廣校讎”思想與現(xiàn)代倡導的“大文獻學”觀有著如此相似的情愫淵源,正契合了“文獻學”本身博大精深的學科特點,也闡釋了“文獻學”研究及學科構建之艱的合情合理性! 本文試圖通過分析張舜徽的這兩部文獻學理論著作來考察其文獻學思想,并對這種思想的學術淵源略作闡述。 1 以“校讎”包舉無余的文獻學——《廣校讎略》 張舜徽在《自序》中敘述其治學生涯說,“張舜徽少時讀書,酷嗜乾嘉諸儒之學,寢饋其中者有年。其后涉獵子史,兼覽宋人經(jīng)說,……亂中逃串四方,饑寒相搗,溫經(jīng)校史,瀏覽百家,窮日夜不輟,積之十年,始于群經(jīng)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稍能辨其源流,明其體統(tǒng)!薄∷,《廣校讎略》是作者長期治學研究之歸納和發(fā)揮。他的撰述思路與目的是,“首證校讎之名,次辨著述之體!盵3]至于“部類分合之際”,“乃效鄭氏(鄭樵)《通志·校讎略》!盵4]其行文方式酷似鄭樵的《通志·校讎略》,讀《廣校讎略》確有讀《通志·校讎略》的感覺。 1.1“廣校讎”文獻學思想 張舜徽對于從漢代劉向開始,歷代相沿持續(xù)之校書事業(yè),統(tǒng)稱之為校讎事業(yè)。他認為,“目錄、版本、?,皆校讎家事也。但舉校讎,自是該之!盵5]之所以得出這個結論,是鑒于學界有稱目錄學之名。作者認為,目錄學不能獨立為一學科;因為,其一,校讎的最重要作用,在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校書成才有目錄出現(xiàn),如果從學術角度看,校讎是學術,目錄是成果;其二,從歷史角度看,鄭樵、章學誠皆不用目錄之名,因目錄是從校讎而來,用校讎兩字,已包含目錄在內(nèi)。[6] 從《廣校讎略》的篇目題名及所及內(nèi)容,可了解其內(nèi)容范圍包括:①著述體例論;②注釋流別論;③書籍流布論;④目錄體例論;⑤部類分合論;⑥?狈椒ㄕ摚虎邔彾▊螘;⑧搜輯佚書論?梢,其確是總體的文獻學研究,猶如現(xiàn)在的文獻學研究的范圍,已經(jīng)屬“廣校讎”文獻學。 1.2 文獻體式研究 《廣校讎略》在文獻研究上的貢獻,首先是提出了文獻體式的研究。[7]他在《著述體例論十篇》中說,著述是一件非常嚴謹鄭重之事,而古代著述都可視為史料,“著述”的標準是研究性著作,即能作到發(fā)前人之未發(fā),自成體系!熬幨觥眲t是參考前人著作,進行新的體系組織和內(nèi)容加工;“鈔纂”則是匯輯編排史料成書。他指出鈔纂的體式是一般的書籍,不可比之著述。 1.3 關于文獻分類與著錄的見解 《廣校讎略》在“部類分合論七篇”展開論述,包括:五經(jīng)總義;起居注與實錄;紀事本末;史抄;時令;譜錄宜歸類書;小說。 1.4 關于?、輯佚的討論 張舜徽用較大篇幅討論了?、輯佚、辨?zhèn)蔚葐栴},提出校書方法六篇,如《不可輕于改字》、《取相類之對校》、《據(jù)古注以校正文》、《類書及古注不可盡據(jù)》,頗有見地。作者還特別提出輯佚一事乃學成之后的事,確是其經(jīng)驗之談。 2 以“國學”為底蘊、以“史學”為歸宿的文獻學——《中國文獻學》 從《廣校讎略》(1945年出版)到《中國文獻學》(1982年出版),時隔近40年。此時的張先生已近古稀之年,碩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譽國學大師、史學大家、古典文獻學的奠基者。其文獻學思想已達登峰造極的學術境界,體系構建亦顯高屋建瓴之勢。讀之,不禁深深嘆服于作者的博大精深與真知灼見,油然而生矢志整理古典文獻的激情與責任感!此概因已是國學大師、樸學殿軍的張先生,國學根底極為豐厚,在《廣校讎略》形成的文獻學思想的基礎上,《中國文獻學》體現(xiàn)出的思想更為宏偉壯闊,更具有國學底蘊,這在其前言與緒論中是有所表露的。 該書分十六編六十章,第一編緒論闡述了文獻學范圍和任務,古代文獻的材料和散亡等。其余各編分別敘述了古代文獻的著作、編述體例、鈔摹、寫作的模仿、訛托、類輯等,對前人整理文獻的具體方法和步驟、歷代校讎學家整理文獻的業(yè)績,都作了總結;最后就今后整理文獻的主要目的、重大任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認為,過去的校讎學相當于今天的文獻學。我們應“繼承過去校讎學家們的方法和經(jīng)驗,對那些保留下來的和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的圖書、資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簡、帛書),進行整理、編纂、注釋工作,使雜亂的資料條理化、系統(tǒng)化;古奧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進一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條別源流,甄論得失,替研究工作者提供方便,節(jié)約時間,在研究整理歷史方面,做出有益的貢獻,這是文獻學的基本要求和任務!盵8]顯然,“文獻學”直接繼承了“廣校讎”并具有更深廣的內(nèi)涵和外延,它是適應時代需求和學術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但他認為,不獨劉氏父子校書密閣,既如鄭玄遍注群經(jīng),司馬遷寫成《史記》,“如果從史家的眼光去估計他們的成績,也不過是替我們整理了一部分文獻資料而已。[9]他盛贊梁啟超的“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論斷?梢姡髡吲c梁啟超的觀點一致,主要是從“史學”角度以“國學”胸襟考察文獻學,構建其內(nèi)容體系,認為中國文獻學就是古代校讎學的延伸和發(fā)揚,是文史研究者所必備的輔助知識和技藝,并非一門獨立的學科。 張先生的文獻學思想非單止于“史學”,更具強烈的“國學”色彩,充分體現(xiàn)出他的“經(jīng)世致用”的學術思想。他在《前言》中指出:“文獻學的內(nèi)容是很豐富的,所以我們整理文獻,絕不可局限于校勘、注釋幾部書就夠了,而要擔負起的任務,卻大有事在!彼衷凇毒w論》中重申,研究、整理歷史文獻,“不是我們的落腳點:這僅僅是一種手段,而不是我們的主要目的!薄拔覀儾皇菫榱搜芯慷芯,為整理而整理,而是心懷大志,朝著一個宏偉的目標而努力不懈,不僅有大出息,而且可以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彼e“司馬遷寫《史記》”、“馬克思寫《資本論》”為例,“由于他們有雄偉的氣魄,龐大的規(guī)模,為了要撰述一部總結性的巨著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詈鬂M懷激情發(fā)出號召:“這是我們的絕好榜樣。我們要有雄心壯志,朝著前人已經(jīng)開創(chuàng)的道路前進!……編述為有系統(tǒng)、有剪裁的總結性的、較全面、完整的《中華通史》,使全國人民得從這里面看出悠久而豐富的全部文化,因而油然而生愛國之心! 因此,有人認為,“張先生對文獻學的劃分可理解為歷史文獻學的范疇!盵10]還有人說“其文獻學的內(nèi)容,幾乎是國學的翻版!盵11]是“‘文獻’名目下的‘國學’。”[12] 3 博觀約取,厚積薄發(fā)——張先生整理古典文獻的豐碩成果 張舜徽這種“會通”的“大文獻學”思想(或“廣校讎”觀),是有其實踐基礎的。他一生潛心做了大量的歷史文獻整理工作,共撰寫了論著52種,結集為專著25部,約850萬字;另主編5部著作。內(nèi)容涉及經(jīng)、史、子、集,體現(xiàn)了一位國學大師的風采。關于經(jīng)學的研究,張氏出版或發(fā)表了《兩戴禮記札疏》、《毛氏故訓傳釋例》、《鄭學叢著》、《小爾雅補釋》、《演釋名》等論著;關于史學的研究,張出版或發(fā)表了《漢書·藝文志通釋》、《史學三書評議》、《中國古代史籍舉要》、《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中國史論文集》、《清儒學記》、《勞動人民創(chuàng)物志》、《中華人民通史》等論著;關于子學研究,張出版或發(fā)表了《周秦道論發(fā)微》、《敦煌本說苑殘卷?庇洝贰ⅰ妒勒f新語注釋例》、《清人筆記條辨》等論著:關于集學的研究,有《清人文集別錄》等論著。他對文字、音韻、訓詁、?、注釋等國學基礎,深入研究,無所不精。幾乎每一部論著,都是他歷經(jīng)多年的潛心研治、長期積累而成,所著200萬字的《說文解字約注》,竟歷時50個春秋!80年代初始成的這部《中國文獻學》,之所以能成為我國古典文獻學的奠基之作,正是作者長期整理和研究古文獻,不斷梳理、思考、總結、積累的成果—從《廣校讎略》到《中國古代史籍校讀法》,再到《中國文獻學》。正如他自己所言,“蓋著述之業(yè),談何容易!必須刊落聲華,專意書史;先之以十年廿載伏案之功,在益以旁推廣攬披檢之學,反諸己而有得,然后敢著紙筆。”[13]他這種為文思想無不體現(xiàn)在其諸多文獻著作中。 4 博采眾家之長,終成自得之學—張舜徽文獻學思想淵源 可以說,我國現(xiàn)代文獻學的產(chǎn)生與張舜徽的“廣校讎思想”和“大文獻學”(古典文獻學)觀不無關系,他對我國整個文獻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實具篳路藍縷之功。但我認為,他這一富有開創(chuàng)性的文獻學思想的直接淵源當是鄭玄、鄭樵與梁啟超。 4.1 鄭玄、鄭樵的文獻學思想 張舜徽在《廣校讎略 自序》中說其“於漢宋諸儒,獨宗二鄭”。他對鄭玄與鄭樵的文獻學思想與貢獻是推崇備至的,“以為康成經(jīng)術,漁仲史裁,譬諸靈海喬岳,無以益其崇深”[14] 廣校讎文獻學創(chuàng)始于東漢鄭玄。[15]“經(jīng)有數(shù)家,家有數(shù)說,”于是鄭玄從文獻入手解決學術紛爭,遍注群經(jīng)。其文獻學方法包括“一備致多本,擇善而從;二注明錯簡,提出誤字;三考辨遺編,審證真?zhèn)危凰臄⒋纹,重新寫定;五條理禮書,普加注說;六辨章六藝,闡明體用”。[16]可以說鄭玄不僅是經(jīng)學家,更是開辟文獻新路的文獻學家。張舜徽深明其意,認為“‘經(jīng)學’二字,本不足以范圍他!盵17]他還說,“我那種打算總結鄭玄在校讎學上的成績的想法,積累了多少年。一直到六十以后,才重溫舊業(yè),整理舊稿,區(qū)處條理,寫成《鄭氏校讎學發(fā)微》,償吾夙愿!盵18] 鄭玄為張舜徽的文獻學思想提供了廣泛整理研究古文獻的實踐體驗之源。而張關于文獻學的“通學”思想以及由小學入史學的學術路向則是受了鄭樵學術生涯的深刻影響。 鄭樵是南宋史學家,也是第一個以專著形式系統(tǒng)討論文獻學的,其《通志·校讎略》從理論上闡述了文獻工作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名之曰“校讎’,但這是個廣義的校讎,張舜徽仿其體例做《廣校讎略》,進而發(fā)展為《中國文獻學》。鄭樵大力提倡“會通”思想,“會”就是把各種史料、書籍加以搜求、匯集和整理,為修通史做準備;“通”是將各種史料、書籍按時間先后加以整理、編排,尋求源流,理出線索,撰著成通史。他畢生的目的是“集天下之書為一書”,寫成一部無所不包的通史。所以他“不應科舉,居夾山下刻苦力學三十年,出門訪求書籍十年。”[19]并且“進行實地考察,訪問田夫野老,用力極勤。”[20]張舜徽對鄭玄的精神最為佩服,曾多次提及,也是沿著他的學術路向治學的。 4.2 梁啟超的廣義史學 張舜徽在《中國文獻學》第一頁的《前言》中即引用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所說,“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币赃@句話作為展開全書的立論之點,并說,“我國古代,無所謂文獻學。而有從事研究、整理歷史文獻的學者,在過去稱之為校讎學家。所以,校讎學無異成了文獻學的別名!盵21]所以其文獻學思想是與梁的觀點一脈相承的,都不承認文獻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 梁啟超多次使用廣義的史學,其意義在于強調(diào),清代考證之學都是在古典文獻范圍內(nèi)的研究,所以梁用廣義的史學—文獻學來表述。關于廣義史學—考證學一文獻學的同義,是梁文獻學觀點之一。 之二,是“國學—文獻的學問”的觀點。他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一文中說的兩條大路,一為文獻的學問,二為德性的學問。指出做這類文獻的學問,要達到三個標準:①求真;②求博;③求通。用文獻學知識學習傳統(tǒng)文化,加強自身修養(yǎng)與德性,是文獻學的重要作用。他這一思想影響了人們的認識,提高了文獻學的地位。 【參考文獻】 [1][10]謝灼華,朱寧.20年來我國文獻學理論研究綜述(1978-1998).晉圖學刊,1999(3) [2][11][12]謝貴安.張舜徽于20世紀后半葉的國學研究.求索,2001(6) [3][4][5][14]張舜徽.廣校讎略(附釋例三種).中華書局,1963,4 [6][7]謝灼華.中國近現(xiàn)代學者文獻觀之發(fā)展.圖書情報知識,1994(4) [8][9][16][17][18][19][20][2l]張舜徽.中國文獻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12 [13]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中華書局,1986:356 [15]柯平.古典文獻學的流派.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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