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的一個夜晚，周恩來總理收到了一封來自香港的信件。信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愛國人士傳遞了這樣一個消息：中國傳世名畫《五牛圖》現(xiàn)身香港，將要被拍賣，起價10萬港幣。

《五牛圖》是唐代著名畫家韓滉所作�！绊n滉畫�！泵�垂中國畫史，而《五牛圖》是韓滉留存于世的唯一一件作品。

《五牛圖》的收藏記錄，最早見于宋徽宗趙佶的《宣和畫譜》。南宋滅亡后，《五牛圖》流落民間，飽經(jīng)磨難。到了清朝乾嘉年間，《五牛圖》和《清明上河圖》《千里江山圖》《富春山居圖》等歷代名畫，陸續(xù)被收入宮廷內府，列為中國十大傳世名畫，倍享“國寶”之尊崇。

乾隆皇帝為了保存好這幅國寶級名畫，甚至專門修建了一座用于存放《五牛圖》的宮殿。

然而乾隆皇帝一生所珍愛的《五牛圖》卻因一場變故，改變了傳世名畫的命運。

1900年，以英法聯(lián)軍為代表的“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他們沖進紫禁城，火燒圓明園，搶奪和損毀了大量的奇珍異寶，《五牛圖》也未能幸免。令人詫異的是，歷經(jīng)半個世紀后，它居然出現(xiàn)在了香港。

1952年初的一個晚上，香港富商吳蘅蓀舉辦了一場晚宴。酒至半酣，主人吳蘅蓀叫停眾人，請嘉賓們欣賞這幅名畫。

原來，《五牛圖》當年被擄掠出中南海后，侵略者并不知道這幅畫的巨大價值，而是把它當成普通的畫作，低價賣掉了。幾十年間，《五牛圖》飽受風霜，幾經(jīng)輾轉，最終流落到香港。

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吳蘅蓀在地攤兒上買下了這幅殘損不堪的《五牛圖》。數(shù)十年來，他小心翼翼收藏著這幅脆弱的紙本畫作，奉若至寶，秘不示人。不料，吳氏企業(yè)遭遇困境，瀕臨破產。為籌措資金渡過難關，他將以10萬港元的底價委托拍賣行，拍賣《五牛圖》。

當時的香港還在港英當局控制之下，多方勢力交錯，形勢嚴峻。搶救國寶，絕非易事。周總理將會做出怎樣的決策呢？

在國際上，文物的回歸主要有三種途徑，第一是回購，第二是捐贈，第三是追索。對于《五牛圖》來說，按當時的形勢，想回歸內地，只能回購。

拍賣競價，結果難料。周恩來總理思索片刻，立刻想到了一個人——鄭振鐸。

鄭振鐸是新中國文化部副部長、文物局首任局長，也是新中國文物與博物館事業(yè)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為確保《五牛圖》回歸工作萬無一失，在向鄭振鐸急切下達三條指示之后，周恩來總理又想到了一個人——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

1952年初的一個夜晚，一封絕密電報從北京發(fā)到當時新華通訊社駐香港分社，內容只有短短八個字：“不惜代價，搶救國寶”。

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和香港文物收購小組負責人徐伯郊，電報往返，緊急部署著收購《五牛圖》的行動計劃。

與此同時，幾個國民黨特工領到了蔣介石簽發(fā)的一道密令。和以往不同，這道密令不是前往大陸執(zhí)行破壞、暗殺和綁架任務，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任務是“奪寶”。

《五牛圖》現(xiàn)世的消息，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除了蠢蠢欲動的國民黨特工，還有眾多的古董商人、英美收藏機構的代理人、攜帶著大量美元的私人收藏家，都在暗中活動，流轉于香港各大拍賣行，不斷打探消息，隨時準備將這件國寶級文物收入囊中。

1952年初，港英當局管轄下的香港暗潮涌動，一場針對中國“國寶”《五牛圖》的爭奪戰(zhàn)，已在悄無聲息中打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