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與“和合”并非不相容

對抗與“和合”并非不相容

　　對抗制是古希臘人留下的文化遺產。孟德斯鳩所言司法“格斗”是對抗制的極端形式。對抗與辯論的濫觴與當時希臘的民主政治發(fā)達程度有關。

　　希臘是世界上第一個市民能參與國是的國家。以言論自由和主體平等為條件的民主政治，使批評和涌現(xiàn)新思想成為可能。希臘人認為，對抗既是一種挑戰(zhàn)，也是一種激勵，無論在體育場還是戰(zhàn)場無不如此。辯論有助于尋求真知，市民會議上的對話是讓市民保持對城邦關心的一種主要形式。對抗觀念在社會中的形成深受希臘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等辯論風格的影響。辯論具有雙重性：民主辯論意味著自由思想的貫徹，但也會導致主觀主義和群體道德的瓦解。無疑，對抗具有重要作用。

　　遺憾的是，對抗制并沒有演變成歐陸的訴訟制度，卻扎根生長于英美國家的訴訟制度里。采取職權式的歐陸國家，后來對對抗制的吸收是對早期曾經出現(xiàn)的對抗制功能的一種恢復。對抗制的功能說明了兩個問題：一是公眾對權力行為的合作與配合；二是訴訟制度的設計和安排減少了訴訟成本或增加了潛規(guī)則的成本和風險。前者是法制社會形成的文化約束力，后者則是制度設計的威權效力。

　　相形之下，中華民族具有獨特的文化價值觀，對以和為貴的文化底蘊具有認同感，因襲久遠、代代相承的傳統(tǒng)文化模式以相容和諧文化為表征。相容和諧謂之社會群體間的相互肯定與和合關系，包含基于對對方在感情上肯定的扶助關系和基于對目的有意肯定的協(xié)作關系。文化主流中拒斥相互間的否定與對抗，尤其不能容忍群體內部間直接攻擊對方的爭斗關系和為實現(xiàn)各自目標所進行的競爭關系。在和合關系與對抗關系中，傳統(tǒng)社會文化往往容易重視和合與結合，而把分離與對抗作為例外予以忽視。儒家傳統(tǒng)主流文化在純粹社會學的核心位置上認為，和合與結合形成社會，而分離與對抗則不利于社會群體的建構。制度層面上，傳統(tǒng)文化倡導用溝通與對話方式而排斥通過訴訟方式來解決矛盾、沖突與糾紛。由于訴訟的基本前提是參訟主體在認識上有分歧和彼此利益有分化，所以主流文化并不鼓勵訴訟甚至不遺余力地撻伐訴訟的流弊。傳統(tǒng)國家觀不斷強調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僅把訴訟看做是一種單純的實現(xiàn)實體法的手段，而且當做一種貫徹國家意志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工具，訴訟的對抗性被弱化，社會期待法官和檢察官在訴訟中能發(fā)揮更為積極的作用，職權模式下強化了法官對程序的控制權。

　　面臨開放的世界和社會轉型，中國漸次步入世界多元文化融合期，傳統(tǒng)的政治思想正處變革，目前如火如荼的訴訟法制改革，尤其是庭審對抗制的適當移植，說明了法治理念的滲透。社會學和法學對相容與對抗的功能也有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認識：斷定分離與對抗就不能形成群體和社會的結論是不可靠的。其實，對抗功能呈現(xiàn)非單一性特點，有作為達到某種目的之手段的現(xiàn)實性對抗，有為緩和緊張的自我目的性的非現(xiàn)實性對抗。對抗也具有提高社會穩(wěn)定性、靈活性與整合性的功能。由于司法效率不同于經濟效率，最低的司法效率如錯案就不表現(xiàn)為零而呈現(xiàn)負數(shù)。而博弈對抗有助于減少錯案，從而節(jié)約成本。所以，不能簡單地認為和合關系總導致結合，對抗關系總導致離散，不應忘記相容與對抗所處的狀況具有不同的功能。

　　北京市檢察院研究室·王新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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