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缺口

打開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缺口 　　蘇力的《送法下鄉(xiāng)-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出版已有一年了，蘇力本人對此書的自我評價頗高，但有些讓人出乎意料的是除了網上一些零星的議論外，法學界對此幾乎可以說是沉默不語，和《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出版后大家爭先談論本土資源形成強烈的反差。這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思并值得人們去思索的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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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力成為法學界的沖擊波大致始于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從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社會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舊的社會規(guī)范和新的社會現(xiàn)象之間的不和諧日益凸顯，對法律的要求和期待不斷增加，法學家們也在回應社會的要求，對法制/治建設提出各種主張。他們的基本的思路上是延續(xù)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思路-向西方學習。其基本目的是盡快趕上西方。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其它的一切問題，如這樣的學習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如何可能以及中國傳統(tǒng)是否應該被完全拋棄、是否就完全沒有有價值的東西等問題就被當成“無須思索的應然”，至多是被認為是可以忽略的次要問題。因此，在這樣的話語背景下，提出本土資源不僅需要勇氣，更需要的是自信。因為所關注的是所謂的次要問題。但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問題并非不重要，它甚至會瓦解許多原來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命題。比如：秋菊所要的“說法”就提出了國家制定法和人們傳統(tǒng)的價值觀念之間的緊張，進而引出法律移植的一系列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思考開拓了法學研究的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本書打開了法學研究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第一個缺口”。

　　從某種程度上看，《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產生的轟動效應除了和蘇力的觀點以及他的思維角度的獨特有關外，也和人們對他的誤讀有關（如果嚴格地按闡釋學的邏輯，我這話是不對的。首先，對讀者來說，誤讀是不存在的；但對作者來說，誤讀肯定是存在的�？晌乙仓皇莻�讀者，我同樣無權評判他人的解讀，只有作者才有權從他的角度判定讀者是否誤讀。但我在下文將引用蘇力自己的話來證明我的觀點。）。在《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雖然作者一再強調要注意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結論，但大多數(shù)人從蘇力的這本書得到的啟發(fā)除了“還可以這樣去想問題”外，更多的注意力可能還是放在他的結論上，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曲解了他的觀點，比如把本土資源看作歷史上的東西，把提倡本土資源當成反對法律移植，把“本土資源論”-借用學界的術語-等同于法治本土化等等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誤讀，并且還因此產生了轟動效應？按接受美學的理論，一個人所接受的往往就是他所能接受和愿意接受的東西。我認為，出現(xiàn)這種情況和我國學界近幾十年來形成的二元對立的簡單化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關系。以本土資源和法律移植的關系為例。現(xiàn)在法學界的許多人仍然習慣于把本土資源當成法律移植的對立物。但是，本土資源的提出恐怕不是因為蘇力認為中國有法治的本土資源，因而就不需要法律移植。按蘇力在《送法下鄉(xiāng)-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中對他自己觀點的闡釋：“關于法律移植，我確實認為法律移植不太可能。我的觀點基于字面上的法與實際的法的區(qū)分，或更大一點兒說，法學與法制/治的區(qū)分�！� 依我的理解，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的形成和運作和一個民族特定的生活有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個自然演進的過程，其中法學家的和其他人為因素的作用是有限的。從這個意義上，他反對法律移植。但從這個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在蘇力那里，本土資源和法律移植這兩個問題并不直接相關。大概因為本土資源是我們自有的，而移植的法律是外來的，所以，許多人就認為它們應該是對立的兩極。我們太習慣這種簡單化的思維方式，習慣于對一種學術觀點任意作非即彼的排列，貼上標簽，然后按對這個標簽的好惡對某個人的觀點進行評判。在這點上，擁護他的人和反對他的人是一致的，只不過他們貼的是不同的標簽。與此相類似的是對《認真對待“人治”》的評論。如蘇力自己所說，認真對待“人治”，并不是說就是要“人治”不要“法治”。

　　不過，這種思維方式不是由法學界首創(chuàng)，也不是法學界的專利。即使是中國思想史上一些著名的學術論戰(zhàn)如“科玄論戰(zhàn)”和八十年代的文化爭論，他們之所以聲勢浩大，頗具規(guī)模，除了有深刻的時代背景外，部分原因要歸之為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如在“科玄論戰(zhàn)”中，玄學派的代表人物張君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隨梁啟超考察歐洲，有感于歐洲當時的悲慘狀況，以及自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人對西方科學的推崇，對歐戰(zhàn)教訓進行了總結，認為歐洲科學已經破產了，應該以東方的“精神文明”為救世之方和青年人的人生態(tài)度，并且認為“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這一觀點遭到丁文江的猛烈抨擊。他認為：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產（雖并無此事），科學毋需對此負責。在中國應提倡科學，而不是歷數(shù)科學的罪狀，可見，張君勱所要論證的是科學不是萬能的，而丁文江堅持的是科學是有它的作用的，尤其是在當時的中國。這兩者本不是對立的，但把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放在一起，不加區(qū)別，就會產生不必要的爭論和對立。關于如何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問題上也有類似的情況�！叭�盤西化”是不可能的，即使其提倡者如何倡導它，在事實上是無法實現(xiàn)的。一個民族在它最初興起時所定下的基調是很難根除的。 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要的問題，雙方似乎都有所蔽。

　　在這樣的思維背景下，蘇力的“本土資源”就在中國的理論界流行開來。但我們不能因為別人的誤解而貶低蘇力理論的價值。他無法對他人的誤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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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法下鄉(xiāng)-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是蘇力的第四本專著（我們暫且不評論他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和《閱讀秩序》，不是因為這兩本書不值得評論或不代表蘇力的思想和風格，而是為了論述的簡便。因為它們的主題比較分散，風格也比較多樣，在一篇短文中無法窮盡這些問題）。蘇力自己對這本書的理論價值是十分肯定的。他在本書的內容提要中這樣寫道：“本書是一部基于實證調查、運用交叉學科知識研究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的理論著作。它力求開掘只有中國學者（由于其在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修養(yǎng)上的比較優(yōu)勢）才可能敏感覺察和提出的中國當代基層司法中具有實踐意義的同時又有一般司法制度具有理論意義的問題，給讀者智識的挑戰(zhàn)和思想的愉悅”。從中可以看出，他認為這本書是原創(chuàng)的，不僅外國人無法做這樣的研究，而且，由于人的前見，其他人就是進行同樣的研究，出來的“產品”也不可能是這樣的。但為什么應者寥寥？是曲高和寡還是蘇力自我評價過高？

　　如果仔細閱讀了這本書就會發(fā)現(xiàn)：蘇力的自我評判并沒有溢美之詞，而是比較平實的表述。不僅書的內容，而且從書的目錄，到每一章的卷頭引言，都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構思和巧妙安排。他在努力使這本書盡可能地完美。雖然書中的不少觀點我們并不陌生，因為它們曾經在蘇力單獨發(fā)表的論文中出現(xiàn)過，但把他們組合在一起，感覺又有一些不同。從中我們能比較明顯地發(fā)現(xiàn)這是蘇力對他的“什么是你的貢獻”的回答。也能看出他的學術追求：作出中國學者能作出的獨特貢獻。不僅僅是提升中國學術的研究水平，而且要輸出中國的思想。另外一個比較明顯的特點就是實證的研究方法的運用。這種方法成為他的明確的追求。但也許正是在這里，我們發(fā)現(xiàn)了他和我們接受模式之間的距離。

　　近年來，社會科學中實證研究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實證研究成果也不少，但大多數(shù)人更習慣于接受從演繹推理得來的結論，認為實證研究的結論普遍性程度不高，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甚至是不能直接拿來用的。這在法學界就表現(xiàn)為對英美法系的法學家的理論的不重視（最近幾年情況有所改變）。這種傾向從“思維的經濟原則”上看可能是有道理的。比如霍姆斯和卡多佐他們的司法經驗對中國普通的法官是不太可能有多大的作用，這主要不是中美文化或法律的差別的問題，也不是中國法官的素質問題，他們的經驗對普通的美國法官的作用可能也不大，這主要是角色問題，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傊�，他們在判決中體現(xiàn)的智慧不是可以copy的。

　　由于實證研究必然要采用歸納法，歸納法的確有一些缺點（不是說演繹法沒有缺陷，只不過演繹的缺陷有時不容易被發(fā)現(xiàn)），如波普爾所批評的歸納的結論容易被證否（但他同時把可證否性當作一個理論是否可信的標準）；而且，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歸納的結論是很難證實的，如“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就無法證實。此外，如果對其中的某個因果關系分析錯了或不能為別人接受，結論就可能不容易被接受等等。也許是出于思維的經濟原則的考慮，也許是我們過分地運用了“奧卡姆的剃刀”，許多人選擇了更保險的“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否的”的進路。這使得許多文章看起來都一樣，許多研究失去了研究的意義，而許多有價值的問題被擱置。思路趨同，結論一致，既無法給人智識的挑戰(zhàn)，也不能給人思想的愉悅。這成了近幾十年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主流模式。如果有人提出一個特立獨行的看法，我們卻往往責備求全，說它有缺陷、是片面的等等。這樣的評判標準限制了原本無人能剝奪的思想自由，使我們成了自己的奴隸。也許由于我們囿于慣常的思維模式，已經不知道還有其他的思維模式，所以對實證分析的理論沒什么好感；也許在這本書中，蘇力走得比以往更遠；也許由于歸納的先天不足；也許兼而有之�？傊�，我們不知道該對蘇力的書說什么，于是只好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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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蘇力的這本書不能多說什么，不等于我們永遠不能說些什么。事實上，不少人一直在言說，甚至有“殺死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的傾向。這是個好現(xiàn)象，說明法學界在走出“幼稚”，走向成熟。其實象蘇力這樣的文章在國外肯定不會象在國內這樣這么轟動。這不是貶低蘇力理論的價值，也不是認為“外國的月亮都是圓的”。如果哪一天，法學界不再覺得蘇力是個“異數(shù)”（不是因為覺得無法超過他，就故意冷落他，而是真正地理解他），那可能就是法學界成熟之時。

　　但我認為，如果僅僅想通過批評蘇力的觀點是錯的（不是說他是不可批評的）或者認為只要駁倒了他，就可以提升自己或中國法學研究的品位，恐怕不是好辦法，至少不是最好的辦法。給算是駁倒了他又能解決什么問題，僅僅是駁倒了他而已。它甚至不能為證明其他的理論是正確的提供依據(jù)。另外，在評論蘇力的文章時，我個人認為用大詞來歸化蘇力的理論不是好辦法，不要用“后現(xiàn)代主義”、“保守主義”、“實用主義”之類的給他貼標簽。哪怕你給他貼上無數(shù)的標簽，你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標簽的貧困”（借用波斯納的術語）。其實，讀蘇力的書的最大享受就在于看他如何自如地充分調動他的所有知識并自由地切換，有點象蒙太奇。超越蘇力的最好辦法可能就是作出我們自己的貢獻。那么，如何作出我們的貢獻？

　　首先要明確蘇力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是什么。在我看來，蘇力有不斷超越自我的勇氣和真誠，有作出思想貢獻的雄心。他之所以能不斷開墾法學研究的處女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這種不斷探索的勇氣（當然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在一個把理想等同于可笑的時代，真誠有時反而會被當成做作或者虛偽。對真誠的排斥部分出于一些研究者的“私心”-因為蘇力的工作在某種程度上解構了一些法學研究者的工作（但不是解構法學）。蘇力在不斷拓寬法學研究的領域的同時也在限定法學家的能力范圍。他認為“一個民族的生活創(chuàng)造它的法制，而法學家創(chuàng)造的僅僅是關于法制的理論。” “知識是以多種形態(tài)出現(xiàn)的�！� “法律的運作除了諸多命題、原則、規(guī)則、標準外，還需要其他各類知識，即所謂的實踐理性或技藝，或‘無言之知’，甚至還需要對當事人的某種了解和知識�！� 他的理論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認同上：即認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fā)展主要和這個民族的社會生活條件有關（即他說的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而法學家對自己要有正確的定位，要明白自己是能有所為，但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有所不能為。一個國家的法制建設不是法學家說了算。所以，要分清這是兩個不同層面上的問題，法學家可以對中國的法治發(fā)展作出貢獻，但不能夸大自己的作用。法學家首先是個學者，雖然由于法學的特點，法學家的工作可能和日常生活的聯(lián)系緊密一些，但他仍然首先是個學者。從某種意義上，他的確是在解構一些法學家的工作。他就象法學界的一只牛虻，讓從事法學研究的人在懶得思考時也許有些須的心理負擔。

　　其次，要明白蘇力的什么東西是能學的，什么是不能學的。從技術層面上看，我認為，他的思維進路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是可以學習和借鑒的。事實上，法學界的不少人已經在運用類似的方法進行研究，許多文章能比較明顯地看出受蘇力的影響。這至少是一個進步。考察一下我國的理論界，多年來占主流的思維方式就是兩種：一是接受從辯證法演繹出來的正反兩方面都有的似乎很正確但其實什么也沒有告訴我們的“正確”理論，二是的“留聲機”。前者還有人批評，后者則基本上沒人反思，而且還被認為是學術研究的幾乎是最好的方法。學術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憑借外語和信息上的優(yōu)勢，在自己的學術論文中盡量地引用西方最新的理論術語和研究成果，以表明自己的強勢（不是不能引用或學習西方的理論，而是要明確學習的目的。不要“狐假虎威”。）。但我們的學習目前還僅僅停留在模仿蘇力的階段。我們還僅僅學會他的一些語匯和一些進路，還不能開出我們的研究天地。如果我們要想有所突破，那就不能局限于他為我們拓展的范圍之內，而是要發(fā)揮任何人也無法剝奪的思想自由，在自己知識結構的基礎上，在自己能力比較有特長的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這也許是取代蘇力的最可能的途徑。當然，這種可能性能否轉變?yōu)楝F(xiàn)實性，在某種程度上并不以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一個人的貢獻的取得不僅僅在于知識的積累，天賦、教育、成功、甚至挫折和失敗都會起作用。

　　但無論如何，人身攻擊是最卑劣而又沒有任何說服力的手段，但可惜的是，學界中使用這樣的手段的還不乏其人。在蘇力成為“現(xiàn)象”之后，出現(xiàn)了另一個現(xiàn)象-對他的人身攻擊和謾罵。學術分歧和爭論本該是個正常的學術行為，應該把它限定在學術觀點上。學術討論的作用就在于任何流行話語或權威話語都應該而且可以受到批評和挑戰(zhàn)。學術討論中最忌諱的是作誅心之論。對某個人的觀點盡可以不喜歡、不以為然，甚至不同意，那么，他所應當做的就是從邏輯上指出論者的不足，從理論上闡明論者的失誤。正確的，有力的理論自然能夠服人。如果因為學術觀點不合就懷疑論者的動機，探究其是否因為在“國外受到某種刺激所致”，這實在不是值得提倡的方法和學風，甚至讓人不免聯(lián)想起文革。對于學術論戰(zhàn)，如果爭論的各方都有探究真理的真誠，有理性的態(tài)度，也許會在歷史上留下一段佳話。但若以人身攻擊代替理論論證，則很難服人。在學術論戰(zhàn)中用詞最好謹慎些，盡量不要出現(xiàn)“犯下普通人都不會犯的錯誤”這樣的論斷。這讓人想起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泰勒斯的一則軼事，泰勒斯因專注于觀察天象，不小心失足掉進水井中，一個老婦人也因此笑他，認為小孩子也不會犯這樣的錯誤。但愿我們不要有類似的“婦人之見”。

　　以上僅僅是我讀蘇力的書一些感想。不同的人會從同一本書中讀出不同的東西，理論上，我們任何的努力得到的只能是“我們的蘇力”而不是“蘇力的蘇力”，但我們至少可以更靠近他一些。另一方面，對蘇力，我們的希望就是他不斷給我們驚喜，超越他自己的熟悉的思維和分析思路，希望蘇力永遠是陌生的蘇力，而不是我們漸漸熟悉，并可能越來越熟悉的蘇力。當然，一個人已經取得這么大的成就已十分不易，我們的要求可能超過了人類理性的界限，是不合理的要求。

　　他可能同時受到他的支持者和反對者的誤解，但他應該得到他的朋友和他的敵人的同樣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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