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法治的心理基礎

理性——法治的心理基礎 　　「內容提要」理性是法治的力量源泉，是人類控制惡性，發(fā)揚善性的思想調節(jié)器。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即人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以理性為主導的西方社會能夠順利地實現(xiàn)法制，理性地用法律來規(guī)范社會，調節(jié)各種社會利益，強調人的權利和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國傳統(tǒng)社會除了嚴格的等級尊卑外，是一個注重感情的社會，而感情是非理性的。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以理性為基礎。

　　「關鍵詞」理性 法治 心理基礎

　　一、學者：理性與法律（法治）的關系是什么

　　立法是法治的基礎嗎？應當說不是。因為立法是法制和法治的組成部分，屬法制或法治的范疇，立法是法制或法治中法的實施的基礎環(huán)節(jié)，但不等于是法制或法治的基礎。法屬上層建筑中的制度范疇，而理性屬思想意識形態(tài)范疇。從意識形態(tài)和制度的角度看，法治的心理基礎應當是理性。理性是指人們能夠理智地運用自己的思想，從理智上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選擇和調節(jié)自我行為，對自己行為的判斷是經(jīng)過思考、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斷和推理，通過這種判斷和推理，全面反映事務的本質和內在聯(lián)系，而不是憑喜怒好惡去判斷事務。理性是相對于非理性而言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沖突構成了人類社會根本的永恒的矛盾。在思想范疇里，感性只解決現(xiàn)象問題，理性才解決本質問題。它既非盲目地跟從傳統(tǒng)，也不是基于情緒的沖動，而是意識到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有系統(tǒng)地、有條不紊地、一絲不茍地把理性作為行動的準則，它強調秩序性、系統(tǒng)性和內在的一致性。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人或一個社會能否理性地求得發(fā)展，能否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并進行理性的推演，能否有健康的人格和心態(tài)以及三思而后行的生活方式，能否協(xié)調社會群體內部及其相互間的關系，使社會成員能夠安居樂業(yè)，彼此間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是衡量一個國家、民族乃至個人、社會是否文明的標志。西方的市民社會是通過理性規(guī)則的框架內運作來實現(xiàn)其自身的自主自律秩序的。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依其內在本質是不可能自行開出民主和科學之花的，其專制和任意的體制也不可能通過理性規(guī)則實現(xiàn)其自身的自主和自律。理性是人類行動的準則和尺度，是社會、人生健康發(fā)展的人性根基，也是其保證。理性的法律不應是任何個人的情感因素。在理性和法治的關系上，理性是法治的動力和源泉。

　　對于理性與法律關系的認識，思想家已作了不少論述，1、柏拉圖認為，法律是維護正義的手段，法官必須對理性有充分的認識，有高度的公正品德，法官工作的最終目的是，設法幫助違法的人用理性控制欲望，成為自己的主人。2、亞里斯多德認為，法律是正義的體現(xiàn)，通過法律進行統(tǒng)治是最好的統(tǒng)治，法律是“沒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種人治做不到的公正特點。法律來源于理性，理性是良法的基礎，法律的標準就是體現(xiàn)理性、正義和追求善。3、西塞羅認為，法律是最高的理性，理性是人類和上帝共同具有的第一份財富，理性使人類心理狀態(tài)相同，使他們判斷光榮與恥辱、善與惡相同。人與人在自然法面前，其關系是以共同具有的理性為基礎的。4、托馬斯。阿奎那認為，人類行動的準則和尺度是理性，因為理性是人類行動的第一原理。他把法分為四類，其中，永恒法是神的理性的體現(xiàn)；自然法是永恒法對理性動物的體現(xiàn)；人法是根據(jù)自然法最終是根據(jù)永恒法制定的，它是反映人類理性的法律。一切法律都是從立法者的理性和意志中產(chǎn)生的。5、格老秀斯認為，以理性為淵源的自然法是不可動搖的道德準則。自然法的觀點和一切正義的準則，都是人類理性的體現(xiàn)。一切法律的淵源都是理性。6、斯賓諾沙認為，“理性對于克制和調節(jié)激情起很大作用�！盵1] “愈是在理性的指導下生活和更好地控制諸種欲望，人的自由也愈大�！盵2]“理性總是教導人們謀求和平�！盵3] 自由、理性和法律是有機聯(lián)系在一起的，只有完全聽從理性指導的人是最自由的。7、托馬斯�；舨妓拐J為，“法律決不能違反理性，以及法律之所以成為法律，不在于其文字也就是不在于其每一部分結構如何，而在于其是否符合于立法者的意向�！盵4] 自然法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普遍法則，自然理性為私有制社會奠定了基礎，法律不能違背理性。8、洛克把自然法等同于人類理性，并用理性作為衡量當時存在的法律制度的唯一尺度。在任何條件下，法律和自由總是緊密相連的，自由是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自由。9、孟德斯鳩、盧梭認為，法律對人們的支配就在于人類的理性。理性法則能主宰一切，支配一切。要保障法治，就必須確立三權分立原則。10、康德認為，法律是人類理性的主觀決定的歷史產(chǎn)物。法律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理性是上帝賦予人的“神圣的火花”，它表現(xiàn)為永恒的道德律令，是人的尊嚴的內在依托，理性的功能在于使人認識它的生活的使命和無條件的目的。理性的修養(yǎng)是達到真理和寧靜的唯一源泉。11、黑格爾認為，法律是意志和精神的東西，其本質就是理性。法律要得到公平的適用，法官就必須在適用法律時既要有理智，但又不能憑法官的主觀信念隨意決定。12、羅素認為，“理性指的是為達到某種信仰而考慮一切證據(jù)的習慣�！盵5] 按照羅素的解釋，理性包含著理性的理論方面和理性的實踐方面。13、韋伯認為，法律－理性統(tǒng)治的基礎是一套內部邏輯一致的法律規(guī)則以及得到法律授權的行政管理人員所發(fā)布的命令。這是一種“非人格化”的統(tǒng)治。理性有四層含義：理性包含著一般性的規(guī)則或原則；系統(tǒng)性；理性是“建立在對意義的邏輯解釋的基礎上”；理性是“可以為人類的智力所把握。理性化過程就是法律中的”形式性“和”理性“因素逐漸增加的過程。理性化性質”包括國家行政管理的理性組織、自由勞動的資本主義理性安排、法律的理性結構、受過理性訓練的法律家階層的存在以及一種理性的、‘有條不紊的生活方式’的出現(xiàn)�！�

　　中國學者汪太賢認為，“法律是理性與正義的產(chǎn)物，法律與人們的權利和利益密切相連合法性和合法政府的原則，國家應當建立在法律基礎之上�！盵6] 啟良認為，“言其理性，是指人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能夠自己把握命運，自己決斷何為謬誤何為真理。”[7] 文軍認為，“理性是人類超出動物而獨具的一種認識和思維能力，正是這種能力的存在，不僅使我們能夠調整達到目的之手段，而且使我們能夠建立起價值體系，對目的本身做出判斷和取舍�！盵8] 張志剛認為，“按照古典哲學傳統(tǒng)，理性就是心智的結構，就是指邏各斯，它能使人把握并形成實在。因此，古典意義上的理性既是認識的又是審美的，既是理論的又是實踐的，既是超然的又是熱情的，既是主體的又是客體的。”[9]

　　二、西方法治發(fā)展的基礎：理性

　　理性是一個歷史性的范疇，人類歷史的各個階段，理性的內涵也不一樣，但理性的本質應是一致的。理性是西方的核心概念，自古希臘以來，貫穿著整部西方歷史。

　　在古希臘，人們賦予了法律以理性，把法律當作建立一種理性、正義的秩序的重要依據(jù)，把法律看成人們安全、自由、權利、利益的保障。荷馬時代的理性精神，是通過兩部史詩表現(xiàn)出來的，而且人的主體性在人與神的關系問題上得到了體現(xiàn)。希臘雅典文化創(chuàng)造了一個精神與智慧的世界。希臘人的藝術作品所產(chǎn)生的思想觀念是西方文化的典范。在雅典，早在公元六世紀初，商人不僅給雅典帶來了經(jīng)濟與文化的繁榮以及民主政治，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種朝氣蓬勃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希臘的理性精神主要體現(xiàn)于對知識的看重，蘇格拉底將理性精神全面地貫注于社會領域，并將知識公開標舉為人生追求的目的。同時，希臘人的理性精神還落實于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像哲學、倫理、美學等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其關鍵就在于理性的培植。希臘人“既具熱情，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對于政治也得到高度發(fā)展。”[10] 國家為了抵抗外國的侵略，各國必須保持一定的兵力，而兵源主要來自本國的公民，公民和戰(zhàn)士原本就是一體的，國家為了安全，就必須保持一定的公民人數(shù)，并且給他們一定的政治權利和經(jīng)濟權利。由于海上交通的便利，希臘的商業(yè)得以繁榮，商人們一旦有了錢，便要求同舊貴族們分享政治權利，從而使整個社會朝著民主的方向發(fā)展。雅典民主政治的要旨是“主權在民”，每個公民對于國家事務都有議政參政的權利。國家一切重大事務都由公民會議表決通過，任何個人不得違背公民的意志而自行其事。隨著社會的繼續(xù)發(fā)展，他們并不滿足于這一初始條件，而是根據(jù)自己特殊的地理條件和歷史特點創(chuàng)造出一種全新的文化。黑格爾曾將東方的古代文明排斥在歷史之外，認為只有到了希臘時代，人類才真正進入了歷史狀態(tài)。這種認識有失偏頗，但也有一定的道理。東方文化長期處于專制主義的統(tǒng)治之下，理性未曾進展到“自由意識”的程度，而希臘世界之所以進入了歷史狀態(tài)，根本原因就在于這是一個理性的世界，人類精神第一次得以展示和發(fā)揚。他們是第一批對人生真正作過哲學思考的人，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去求得應得到的東西。盡管當時神權居于統(tǒng)治地位，但理性的精神仍得以發(fā)揚，神的作用并不重要。

　　羅馬人是一個務實的民族，羅馬的文化是受希臘文化的影響才發(fā)展起來的。羅馬人重視法治，并形成一種法的理性精神，其成果就是法律體系的健立和政治設施的健全和理性化。羅馬法是法典化的體系，是后世法典編纂的楷模，羅馬法的法典編纂及其理論體系是以高度的理性思維為其基礎的。羅馬法精神中的理性主義首先表現(xiàn)為法典化。法典自身就是高度理性的體現(xiàn)。羅馬人對私法的貢獻就在于他們對私法權利的高度抽象和理論思想。羅馬法中的理性主義還表現(xiàn)為對法律制度的高度抽象概括。羅馬法中的理性主義還表現(xiàn)為重視法學家的作用。羅馬的民主制度比希臘的更為健全，表現(xiàn)為國家機構的設置民主化和法制更為健全。法律表面看來是冰冷的，但所蘊含的卻是人的理性追求，體現(xiàn)的是對人權和人道的尊重。法律保護的重心是私人的權利，而不是公權利。法律就是確定權利和保護權利�！霸趯Ψ�律的理解方面，羅馬人沒有過多表現(xiàn)出爛漫主義的激情，而是更多地表現(xiàn)出現(xiàn)實主義的理性，他們總是把自己關于法的理想與法的現(xiàn)實聯(lián)系在一起。……在法治思想方面，羅馬人與希臘人不同，希臘人留下的是系統(tǒng)的法治學說，而羅馬人留下更多的則是法制的精神和若干原則。”[11]

　　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不同于東方的專制主義政體，其原因在于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社是城市共同體，而不是鄉(xiāng)村共同體。以古希臘和古羅馬的理念建立起來的民主法律制度對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和發(fā)展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開創(chuàng)了西方歷史上民主政治的先河，為近代西歐各國提供了好的傳統(tǒng)，也為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提供了良好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拔鞣轿幕�是由希臘的理性和藝術、猶太的宗教、羅馬的法律匯合而成�！盵12] 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法治思想中的自由、平等、權利等基本理念不僅僅是希臘人奠定的，也是羅馬人奠定的。它們把法律與理性結合起來，協(xié)調一致，影響和扎根于所有人之中，始終如一，永恒不變，深深影響著后人。

　　在中世紀，盡管基督教教會利用在政治上的優(yōu)勢地位和精神上的控制權把整個歐洲的思想文化禁錮在神學的牢籠中，但是基督教的獨斷并不能完全阻擋人們對羅馬文明的懷念之情和對新的世俗生活的向往。中世紀基督教的政治理念和政教分離的政治實踐，為近代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霸诮虝�看來，政治統(tǒng)治的基礎不是武力，而是一種天意的法則。這種法則是與一種道德觀念、一種精神力量，即公理、正義和理性連在一起的�！盵13] 基督教是整個中世紀的西歐占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一切人都必須信仰上帝，敬畏上帝和服從上帝。上帝的存在，彌補了國家權力和世俗道德規(guī)范在人際關系中的缺憾。為了不使世俗的統(tǒng)治者侵犯教會的權威，倡導神權高于王權。由于神權高于王權這一信條被人們所普遍認同，以致在中世紀的西歐，最高統(tǒng)治者并不是各國的君主，而是羅馬教皇。神權制約著王權，這不僅在于它對于王權的制衡功能，而且還在于由于此種制衡，便利了其他民主力量的產(chǎn)生和壯大�；�督教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影響，是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直接的理論來源。此外，基督教為了貫徹上帝的原則和規(guī)范社會秩序，建立了系統(tǒng)的法權體系，也為近代民主政治的實施找到了理論上的根據(jù)。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既是上帝信仰的核心內容，也是民主政治的人性基礎。基督教對平等思想的強調，必然導致法學領域的變革。基督教的許多觀念和儀式都有助于人們的民主與法制觀念的形成和內化。市民社會興起后，由于特有的社會結構和經(jīng)濟關系，人們最不可缺少的需要個人自由，這就引來了文藝復興運動和宗教改革。啟蒙時代的哲人普遍感覺到一股新的力量，通過各種形式流布于社會，他們稱之為‘理性’。正是這股理性化力量，把西方社會帶入現(xiàn)代的紀元。正如卡爾西指出的，理性成為這個世紀的中心點和統(tǒng)合點，它表達了這個世紀的人們夢寐以求的，而且實際上已獲得的種種成就。

　　文藝復興的思想貢獻就是“人的發(fā)現(xiàn)”，它贊美人性，崇尚人格，重視人的價值，提倡人的個性發(fā)展，肯定人的世俗權利。這是一個從基督教的神學理性到近代科學理性跨越的鴻溝。文藝復興“是把希臘人和羅馬人對法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即關于法律與正義、法律與理性、法律與權利等之間關系的思想，以及社會應當建立法律統(tǒng)治的思想等等告訴人們，讓人們恢復或重建對法的信任”[14] 發(fā)揚人類理性，反對精神獨裁，這也是十七世紀哲學的基本精神，新教在信仰方面提倡個人獨立思考和理解《圣經(jīng)》，不要盲從教會權威，并認為理性可以限制盲目崇拜，可以控制、約束色欲、肉欲或情欲。信仰和理性并不矛盾。

　　科學需要理性思維，十七世紀以后最具近代意義的是科學理性的發(fā)揚。它為后來的科學發(fā)展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而且，科學理論得以發(fā)揚的最根本之處則是一種科學世界觀的形成。科學的發(fā)展，給人與人的關系打上了技術理性和價值的烙印，改變了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形成了帶有價值傾向性的社會歷史哲學和政治哲學，體現(xiàn)了以人為中心價值世界。科學尊重理性和經(jīng)驗事實，反對盲從。近代科學理性，激勵了人們求知的熱情，以及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的維護�？茖W的發(fā)展，也帶來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健康發(fā)展。在科學理性的支持下，孟德斯鳩和盧梭將民主政治的理論引向自由平等的層面，以“天賦人權”展開對封建王權的斗爭。十八世紀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所構建的政治哲學，為以后人類健康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的原則和精神。如，人人平等，是基督教的理論貢獻，近代思想家將這一觀念直接引入世俗的政治領域，為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學理上的根據(jù)；個人本位，近代社會強調以個體為本位，重視個人的價值和權利，每一個體都有獨立的人格和權利，都應得到社會的尊重和保護，同時每一個體都應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做到權利和義務的統(tǒng)一；財產(chǎn)法權，近代民主政治的經(jīng)濟基礎是財產(chǎn)的私有制，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將其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思想自由，它是近代民主政治理論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就在于人是理性的動物，會思想，有自由意志。爭取思想自由，是近百年來人類爭取政治民主的主旋律；權力制衡，如何實現(xiàn)平等自由，實現(xiàn)民主，那就是分權，啟蒙思想家的基本思路是濫用權力是一種普遍的政治現(xiàn)象，也為人性之惡所決定。任何對權力的貪求和把持都不僅僅是出于對權力本身的追求，而是追求權力所帶來的物質利益。因此，只要掌權者可以為所欲為，沒有限制，權力就必然會導致腐敗，會給全社會帶來災難性后果，治理的辦法就是限制權力，以權力制約權力。在人們看來，理性是最高的權威，是大法官，任何事情都得經(jīng)過理性的裁決。

　　西方的民主政治，從古希臘到近代社會，都具有“天人相分”的思維模式，具有科學理性。希臘科學的理性成分，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徹底同神話和巫術劃清了界限，還有就是建構了相對成熟的科學認識方法，對近代的哲學和科學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正如上面所講，宗教與科學既有對立的一面，也有統(tǒng)一的一面。宗教既阻礙科學的發(fā)展，但同時宗教需要科學與哲學為之服務，教會在抑制科學的同時又鼓勵科學的發(fā)展，而且，信仰的熱情也促進了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彼此間有著內在的學理的一致性。

　　新人道主義所產(chǎn)生的以人性和人道為核心的理性，為資本主義經(jīng)濟形態(tài)和治國方式找到了理論依據(jù)。德國的法治國是一種以理性為基礎的治理，而英國的法治主要是一種司法理性形態(tài)的治理。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上半葉，西方的理性更為精致化，并形成兩座理論高峰，一是黑格爾的理性主義，二是孔德的實證主義。黑格爾則側重于對理性作思辯的認識與闡釋，孔德則側重于對理性作科學主義的把握。兩人的共同點是，將理性之光照射人類活動的各方面，并試圖各自建立起系統(tǒng)的理論大廈。黑格爾對理性的推崇，是借用柏拉圖的學說和基督教神學的基礎，憑著自己的思辯，建立起一套龐大而體系化的哲學。他認為：“哲學用以觀察歷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這個簡單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因此是一種合理的過程�！盵15] 歷史是“理性”的展開和實現(xiàn)。孔德用科學理性解釋一切社會現(xiàn)象。在他看來，科學就是一個整體，各門具體的科學不過是這一整體“唯一的樹干上分蘗出來的不同的分枝”。康德使理性達到多元化的地步。可以說，十九世紀的宗教是以理性為基礎和原則的，理性不僅有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面，它還有為世界立法的一面，這對于穩(wěn)定人心和信念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雖然由尼采等人掀起了非理性主義的巨浪，西方的文化思潮與哲學對黑格爾理性主義和孔德實證主義的批判，理性主義失去了昔日的光輝，但其影響猶在，理性精神仍在政治領域得以保存。它為西方整個歷史和法制過程產(chǎn)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是西方法制過程的精神支柱和基礎。

　　另外，從西方社會主義理論的發(fā)展看，也含有理性的成分。閔采爾提出了一種“千載太平天國”的理想模式。莫爾的烏托邦在政治上奉行民主選舉制，國家大事的決定權在元老院和公民大會兩級民主機構。教育和學術既有自由，又有嚴格的紀律�？蹬羶壤�的理想社會，是基督教的“天國”、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人們觀念中原始“黃金時代”的摻合物。他認為，理性就是自然規(guī)律，也是“上天精神”，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依照自然規(guī)律而生活。在他看來宗教是與貫穿著認識、意志和愛神結合起來的統(tǒng)一體。理想的社會就是借助理性之光的指引，使人們重新回到自然狀態(tài)去，重新享受“黃金時代”的自由與平等。十七世紀以后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最著名的有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的思想，對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曾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評價。他們力圖說明社會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對資本主義制度加以揭露和批判，對未來的社會作了設想，試圖通過自己的理論構造一個新的世界，以達到人人平等的理想。但由于當時社會歷史條件和他們從理性或人性善出發(fā)，因而反對革命和政治斗爭，把新社會實現(xiàn)的希望寄托在統(tǒng)治者的明智和天才人物對這種思想的宣傳上，企圖用和平的辦法來改造社會只可能是一種幻想。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創(chuàng)立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從而使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客觀規(guī)律。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崇尚理性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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