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舉證妨礙制度，完善證據(jù)立法

建立舉證妨礙制度，完善證據(jù)立法 　　一、舉證妨礙的含義及法理基礎

　　舉證妨礙又稱證明妨礙、證明受阻，對其理解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舉證妨礙是指訴訟當事人以某種原由拒絕提出或由于自己的原因不能提出證據(jù)的行為后果[1].從狹義上講，舉證妨礙是指不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故意或過失以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使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不可能提出證據(jù)，使待證事實無證據(jù)可資證明，形成待證事實存否不明的狀態(tài)，故而在事實認定上，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的事實主張，作出對該人有利的調整[2].在通常情形下，舉證妨礙是指狹義上的含義，只有因一方當事人的舉證妨礙行為，致使關鍵證據(jù)滅失或不能使用，當事人之間的訴爭事實因而無證可查，無據(jù)可用，陷入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時，才會運用舉證妨礙制度，達到公平解決案件的目的。

　　盡管在重要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證明責任規(guī)范可以指引法官作出判決，即對不確定的事實承擔證明責任的當事人將承受對其不利的判決[3].但是，如果造成案件事實處于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的原因，不是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沒有證據(jù)可提供，而是不負有證明責任的對方當事人，通過實施證明妨礙行為，使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陷于證據(jù)缺失的境地，那么，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法院通過適用證明責任規(guī)范作出使負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敗訴的判決，不免會產生不當且不公平之感。于是，就應當考慮以舉證妨礙（證明妨礙）為杠桿來開發(fā)“避免通過證明責任作出裁判”的法律技術[4].許多國家和地區(qū)在實定法上都設置了有關舉證妨礙制度的規(guī)定。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民事訴訟規(guī)則第37條第2款（2）項（A）規(guī)定，對不服從法院證據(jù)開示命令的，根據(jù)對方當事人的申請，法院可以認定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為真實，而不必經(jīng)過法官和陪審團面前的證明[5].《日本民事訴訟法》第224條規(guī)定，當事人不服從提出文書命令時，法院可以認定對方當事人所主張的關于該文書的記載為真實；以妨礙對方當事人使用為目的，毀滅有提出義務的文書或以其它方法使之不能使用時，法院可以認為相對方關于該文書的主張為真實[6].我國臺灣《民事訴訟法》第282條規(guī)定，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jù)滅失、隱匿或致疑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于該證據(jù)之主張或依證據(jù)之事實為真實。

　　然而，從訴訟的本質看，當事者主張對自己有利的事實必須就該主張負擔舉證責任，這是證明的基本出發(fā)點，正因為如此，羅森貝克才主張當事人若不能就有利于自己的要件提供證據(jù)的話將接受不利的結果[7]，相對方當事人本沒有義務在行為上去分擔他方的舉證責任，何以在事實真?zhèn)尾幻鳡顟B(tài)下避免通過證明責任作出裁判呢？且當事人作為程序主體，既具有處分實體權利的自由，也具有處分訴訟權利的自由，在訴訟程序中的私法自由處分，與在訴訟程序外權利人擁有的自由處分并無兩樣[8]，當事人的處分行為何以就構成對他方的妨礙而要被課以不利后果呢？從邏輯上講，縱無妨礙行為，案件事實不明的狀態(tài)亦常發(fā)生，且在被妨礙的證據(jù)提出之前，也不能將事實真?zhèn)尾幻鞯呢熑稳珰w于妨礙行為，因為即便當事人提出被妨礙的證據(jù)，案件事實也未必就真?zhèn)瘟�現(xiàn)。因此，規(guī)定舉證妨礙的法理依據(jù)何在，就成為了構筑舉證妨礙制度必須解決的首要理論課題。對此，學界認識頗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9]：

　　1、違反實體法上的證據(jù)保存義務。依法律規(guī)定、契約約定或習慣，當事人就特定證據(jù)負有作成、保存之義務時，即使此項義務未必與訴訟有關，而屬訴訟前之實體法上義務，但如因其可歸責事由而未作成或保存證據(jù)方法，致他造在訴訟上礙難使用之情形，就該義務違反行為所致不能事實之訴訟狀態(tài)，其于訴訟上仍應負責[10].比如德民民事訴訟法第422條規(guī)定，依照民法的規(guī)定，舉證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證書時，對方當事人有提出證書的義務。在習慣上，病人的病歷由醫(yī)院保存等。理論上若當事人無法律上義務制作、保管文書，其要求不負舉證責任人須無限制地負提出義務及受不利效果之正當性，似較有制作及保管者為低。一般來說，這種情況屬私法秩序所為權利義務分配與調整，應注意成本負擔與危險分配觀念，以免顛覆舉證責任法則之危險分配意義[11].

　　2、違反誠實信用原則。此說以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為其根據(jù)，或認為當事人不得自因其惡意而引起的事實之發(fā)生或不發(fā)生，引導出任何權利，或認為當事人必須以公平的方法進行訴訟，如有違反，則屬權利濫用之訴訟實施，而違背誠信原則[12]，因該行為所導致事實證明不能或困難訴訟狀態(tài)，不能使妨礙者得到該利益。

　　3、違反訴訟上的協(xié)作義務。因為就事實而言，當事人本人通常為最知悉紛爭事實之人，故最有可能提供案情資料，以協(xié)助法院發(fā)現(xiàn)真實及促進訴訟，進而達成審理集中化的目的，在所有訴訟案件中，法院認為必要時，均得訊問當事人，以其陳述作為證據(jù)，當事人即有開示其就案情所具資訊之證據(jù)上協(xié)力義務[13].因此，舉證妨礙行為并不僅限于對事實發(fā)現(xiàn)造成妨礙，其對促進訴訟亦造成不利，即使妨礙行為最終對事實發(fā)現(xiàn)無影響，如因此導致訴訟遲延，該行為亦屬不當。

　　4、經(jīng)驗法則說[14].此說認為，一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如非真實，則他方當事人不至于妨礙證明，當事人既然實施妨礙行為，通�？梢韵胂蟮脑�因是證據(jù)對其不利�；�于此經(jīng)驗法則，對舉證妨礙人課以不利的后果，是等同或最接近于事實得以證明之后的法律效果。

　　以上諸學說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構筑舉證妨礙的一般理論提供了法理依據(jù)，筆者認為，除經(jīng)驗法則說外，其余學說均能說明構筑舉證妨礙理論存在必要，而經(jīng)驗法則說并不具備這種功能，原因有兩點：一是當事人妨礙他方使用證據(jù)，動機可能有多種，而并不必然局限于該證據(jù)對其不利；二是如果真的存在這樣的經(jīng)驗法則，那么法官可以依心證直接采用該法則作出判斷，沒有必要另外尋求舉證妨礙的法理適用。但是，其余三種學說各自的自身缺陷和統(tǒng)領范圍的局限決定了任何一種都不能獨自承擔起構筑舉證妨礙法理基礎的重任。實體法上的證據(jù)保存義務只是涉及到當事人之間實體法上權利義務內容的調整與救濟，其效力難以涉及到訴訟程序，無法恢復、平衡訴訟程序以及當事人與法院之間的關系因舉證妨礙行為所受的不利影響。同樣，誠信原則和協(xié)作義務只是將視野局限于訴訟程序的推進，而未給予當事人實體利益的關注。其實，人們從事活動或建立制度，其依據(jù)并不僅限于一個，單一理論基礎也往往不能涵蓋全部的訴訟活動，舉證妨礙行為具有各種形態(tài)，行為人的行為動機也不盡相同，其后果亦會涉及到不同的范圍和層面。因此，舉證妨礙的理論基礎應當是多元的，既有實體法的證據(jù)保存義務，也有誠實信用原則和訴訟上的協(xié)作義務，要求當事人應依誠實信用原則進行訴訟，在協(xié)力促進訴訟進程的同時，應當考慮他方當事人正當?shù)膶嶓w利益和程序利益，依衡平、公平方式進行訴訟，這既是當事人為訴訟上行為之指針，亦是法院評判訴訟上當事人行為之基準[15].

　　二、舉證妨礙的構成要件及表現(xiàn)形態(tài)

　　舉證妨礙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可能以各種各樣的形態(tài)出現(xiàn)，但形形色色的形態(tài)都是由一些基本要素構成的，這些基本要素就是舉證妨礙的構成要件，主要有[16]：

　　1、妨礙行為。這是構成舉證妨礙的客觀要件。妨礙行為最基本的要素是行為，如同犯罪行為、行政違法行為一樣，不具有行為這一基本要素，就無法成立妨礙行為，同樣也不能構成犯罪、不能構成行政違法行為[17].妨礙行為另外一個要素就是行為的妨礙性，必須是自己的行為對他人的舉證行為造成客觀上的妨礙，如果不存在對他人舉證行為的實際妨礙，無論訟爭事實最終能否有證據(jù)證實，能否達到證明標準的要求，均與妨礙行為無關。行為，通常是人的積極的舉動，但也可以是不作為的妨礙，這種場合是以作為義務為邏輯前提加以解釋。作為義務有基于具體法規(guī)發(fā)生的場合和基于先行行為發(fā)生的場合[18].

　　2、過錯。這是構成舉證妨礙的主觀要件。過錯是指行為人主觀上的一種可歸責的心理狀態(tài)，具體表現(xiàn)為故意和過失兩種形式。過錯作為可歸責事由，在于其本質上的不正當性或不良性。行為人的過錯只有外化為行為，才具有法律上的意義，正如我們不得在刑事領域追究所謂“單純思想犯”的刑事責任一樣[19]，因此，在舉證妨礙的構成要件中，妨礙行為是與過錯緊密相聯(lián)的。故意是指當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為會使他人舉證困難或是舉證不能，仍然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fā)生，因而造成他方舉證不能或困難的后果，以致訟爭事實陷入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當事人主觀故意所為行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舉證行為，也可能指向相關的證據(jù)，前者是對他人舉證行為的干擾，后者是對證據(jù)本身證據(jù)能力的干擾。 與故意不同，過失作為舉證妨礙構成要件，當事人必須具備保管證據(jù)的法定或約定義務，或具有程序前義務，如法院將某物訴前證據(jù)保全查封等，如果沒有此項義務，即使有妨礙行為，也不認為是舉證妨礙行為。舉證妨礙中的過失，具有雙重意義：其一，不負舉證負擔的當事人一方，必須能夠認識到，他對該證據(jù)負有法定或約定義務，或具有程序前義務，即對此義務須有認識；其二，該證據(jù)對于將來發(fā)生的訴訟，可能具有的意義，也為該當事人認識[20].

　　3、訴訟中實施的行為。這是構成舉證妨礙的時間要素。一般來說，只有訴訟系屬形成之后，為證明某種事實，才會產生舉證的現(xiàn)實要求，妨礙行為才會有現(xiàn)實的指向對象，因而，舉證妨礙行為常見于訴訟過程之中。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妨礙行為也有可能發(fā)生在訴訟系屬之前，比如當事人在訴前申請證據(jù)保全，就可以利用法院所調查的證據(jù)及所采集的事證資料，了解事物或物體的現(xiàn)狀，進而把握紛爭的實際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當事人就應負證據(jù)上協(xié)力的義務，基于此種當事人間的特殊關系，當事人于訴訟系屬前亦有證據(jù)作成、保存義務，如妨礙他方使用，亦可構成舉證妨礙[21].

　　4、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這是構成舉證妨礙的結果要素。舉證妨礙制度設立的目的就是為了處理由于當事人的舉證妨礙行為而致訴爭事實無法查明時的情況，如果訴爭事實沒有受到妨礙行為的影響，并未陷入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也就沒有適用舉證妨礙規(guī)則的必要。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髯鳛闃嫵膳e證妨礙的結果要件，必須具備以下特征：（1）具有客觀性，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鲬�當是已�?jīng)發(fā)生的、真實存在的事實狀態(tài)，而不能是想象的、捏造的、捕風捉影的。（2）不可補救性，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已經(jīng)固定，訴爭事實已無證據(jù)可以證明，也沒有其它方法可以查清當事人之間的訴爭事實，也就是說發(fā)現(xiàn)案件事實已不可能。

　　5、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髋c妨礙行為具有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反映了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髋c妨礙行為二者之間的聯(lián)系，是構成舉證妨礙的關鍵因素。它要求訴爭事實不明與妨礙行為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妨礙行為是因，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魇枪�。如果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鞯臓顟B(tài)不是因為先前的妨礙行為，而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就不能構成舉證妨礙。同時，妨礙行為必須是造成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鞯某浞直匾�的原因，也就是說妨礙行為有致使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鞯某浞值目陀^可能性，而訴爭事實真?zhèn)尾幻鲬�當是妨礙行為合乎邏輯的最為可能的結果。

　　由于當事人利益的對立性，在現(xiàn)實生活中，一方當事人妨礙另一方當事人舉證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形態(tài)也多種多樣，常見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1、有證據(jù)而拒不提交。比如，宋某曾借給A公司2萬元，A公司給宋某出具了欠條。之后，宋某將欠條交其妻姚某收管，不料姚某急病去世，宋某因其妻突然去世而無法找到欠條，到A公司索要欠款，A公司對該款予以否認，宋某逐將A公司訴至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A公司當時經(jīng)手的會計證明宋某確曾借給公司2萬元且已記入A公司賬目，A公司對會計的證明予以否認且拒不提交公司賬目，致使案件事實無法查清[22].

　　2、毀滅證據(jù)。張三欠李四10萬元并出具一張欠條，言明三日后償還。三日后，張三找到李四索要欠款，李四以看欠條為借口拿過欠條就當場撕毀，扔進河中，李四見情便到附近派出所報告情況。派出所對張三進行調查，張三承認欠條是他所撕，但否認其內容，只承認欠李四5萬元，李四根據(jù)派出所的證明向法院起訴，要求張三償還10萬元借款。

　　3、不配合對方的舉證活動。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于2001年4月19日播出一個案例，一未成年女孩狀告父親要求給付撫奍費，該女孩是非婚生子女，其生母指認被告是其親生父親，被告對此予以否認，原告要求進行親子鑒定，被告不予配合。

　　4、毀損證據(jù)。不負舉證責任的人，故意對證據(jù)實施某種破壞行為，使之毀損且喪失證據(jù)功能，不能在本案中使用，致使訟爭事實無法查明。比如，不負舉證責任的當事人，對原告提供的某一文書證據(jù)故意涂劃，使證據(jù)不能使用。

　　5、過失遺失證據(jù)。例如，原告起訴被告欠款14萬元，并出示被告所書借條為證，被告到法院查閱卷宗，經(jīng)法院同意，將該借條借出復印，復印部人多排隊，被告便將欠條交復印員要其復印三份，自己到旁邊門市部買包煙，碰熟人閑談一陣，回到復印部，復印件與原件已不知去向，被告的這種過失行為也是舉證妨礙行為[23].

　　在現(xiàn)實生活中，舉證妨礙行為可能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上述四種只是其典型形態(tài)，并不能涵蓋所有，在辨別某種行為是否構成舉證妨礙行為時，應當以舉證妨礙的五個構成要件對照具體行為進行考量。

　　三、舉證妨礙的法律效果

　　舉證妨礙行為違背了誠實信用原則，導致攻防平衡的訴訟結構失衡，不但損害了相對方的程序利益和實體利益，且嚴重干擾了正常的訴訟活動和訴訟秩序，危及私法秩序，帶來了訴訟遲延及訴訟成本的增加，有違訴訟經(jīng)濟和訴訟效率的理念。因此，諸多國家對舉證妨礙人課以不利后果，以示懲戒。

　�。ㄒ唬┕�法上的制裁。

　　由于舉證妨礙危害訴訟秩序的正常進行，破壞民事訴訟設定的結構平衡，有背民事訴訟的基本理念和價值取向，一些國家將某些妨礙行為歸于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為，其違法性被界定在對民事訴訟秩序的妨害這一層面，正是因為將這些行為作為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一種[24]，因此，其在法律產生一種公法上的效果，受到公法的否定評價。日本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五、第二百二十九條規(guī)定，對不服從相關文書提出命令的人員，法院可以裁定處以罰款[25].美國聯(lián)邦地區(qū)法院民事訴訟規(guī)則第37條規(guī)定，對于任何不遵守證據(jù)開示命令的行為，法院可以發(fā)布代替上述命令或附加命令，該命令將不遵守命令的行為作為藐視法庭的行為對待[26].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02條規(guī)定，如果當事人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偽造、毀滅重要證據(jù)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jù)情節(jié)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舉證妨礙行為人被課以罰款、拘留等在公法層面設置的各種強制措施，以此懲罰和教育制止該類行為的發(fā)生，維護民事訴訟秩序正常進行。

　�。ǘ�）對當事人利益的補救

　　公法上的懲戒，是對訴訟秩序的維護，只能對舉證妨礙行為起到一般性預防的作用，無法修復和補救因妨礙行為所造成的對方當事人程序和實體上的利益損害。而當事人最為關心的是自身利益的維護，如果對舉證妨礙行為人的處罰不能使受到損害的相對方利益得到私法上充分有效的救濟，不能消除妨礙行為所造成的實質性不利影響，就無法體現(xiàn)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因此，在公法領域之外，各國往往通過某些程序制度給予被妨礙人以私法利益上的救濟，讓舉證妨礙行為人彌補被妨礙人的利益損失，使實體正義得以實現(xiàn)。

　　1、 舉證責任的轉換

　　對于舉證妨礙，不少學者主張通過舉證責任轉換的方式予以調整，以實現(xiàn)實質上的平等。“對于法律另有規(guī)定障礙該法律效果產生的事實，主張權利的一方不負擔該事實不存在的舉證責任，而由對權利主張異議的對方負擔舉證責任”[27].“只要權利一方當事人有證據(jù)表明佐證其權利主張的重要證據(jù)被對方控制，則應由相對方承擔舉證責任，若其不舉證，則應認定權利主張成立”[28].在較為成熟的學說支持下，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法院也在訴訟實務中采取了舉證責任轉換的作法[29]. 但從轉移證明責任（舉證責任）中劃一性地尋求制裁固然有其有利的一面，但如此一來的缺點是，無法依據(jù)證明妨礙方式及程度的差異來靈活地作出不同的處置[30].因為妨礙行為多種多樣，妨礙程度有輕有重，被妨礙提出的證據(jù)之證明對象也有主要事實、輔助事實、間接事實之分，如果一律適用舉證責任轉換，某些場合下也有失公允。因此，有的國家在適用舉證責任轉換的同時，授于法官采取其他救濟方式的自由裁量權，以彌補前者之不足，充分發(fā)揮法官的能動性并增強法律適用的靈活性與法律整體正義的實現(xiàn)程度。

　　2、降低證明標準

　　如前所述，如果舉證妨礙一律導致舉證責任轉換的法律后果，有時會造成不公，因此，有的學者提出了降低證明標準的學說，在發(fā)生舉證妨礙的情形下，法院在心證的基礎上綜合考慮妨礙的方式，可歸責的程度以及被妨礙證據(jù)的重要程度，最后依據(jù)自由裁量對事實作出認定[31].前說認為：之所以造成事實不明的狀態(tài)，如果是因為證明標準的問題，那麼適當降低證明標準，可能就不會產生訴爭事實不明的情形。這種情形下，法官可以根據(jù)心證對事實作出評價，使當事人在即便被舉證妨礙行為影響的情況下，仍然能證明有關事實或其主張。 既然只有在事實真?zhèn)尾幻鞯那闆r下，才構成舉證妨礙，現(xiàn)在反過來降低證明標準使事實可以查明，前述行為還能被認為是舉證妨礙就值得推敲，似乎在邏輯上有沖突之處。況且證明標準本身是一個模糊抽象的概念，如何衡量法官內心的確信程度本來就不好把握，更不用說從一個證明標準降低為另一個證明標準了。在實際操作中，證明的每一步都要借助于法官的內心活動來實現(xiàn)，高度蓋然性、中度蓋然性等證明標準的差異并不清晰，缺乏量化指標，受法官主觀影響很大，因此，與其降低證明標準，不如直接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妨礙的法律效果。

　　3、推定主張成立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第75條規(guī)定，有證據(jù)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jù)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jù)的內容不利于證據(jù)的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但當事人的主張是否真的得到證明，卻是需要質證程序以及根據(jù)案件的其它證據(jù)來綜合判斷的，因此，這個推定的結果是不穩(wěn)定的。據(jù)此，舉證妨礙行為被證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關證據(jù)所指向的案件事實得到了證明。本條雖是一種推定，但在客觀上構成了舉證責任的倒置[32]，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與舉證責任轉換的法律效果區(qū)分不大。 從推定的法律特征來觀察舉證妨礙，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的這個規(guī)定是不符合推定法理的。推定是以推測性判斷為橋梁的間接認定，它是根據(jù)兩個事實之間的一般聯(lián)系規(guī)律或者“常態(tài)聯(lián)系”，當一個事實存在的時候，便可以認定另外一個事實的存在[33].那么，舉證妨礙行為與對方主張成立存在什么樣的一般聯(lián)系規(guī)律或者“常態(tài)聯(lián)系”呢？從理論上看，還是本文前述經(jīng)驗法則的問題，前面已經(jīng)論述的舉證妨礙與這個經(jīng)驗法則是不相契合的，即便忽略此說，根據(jù)推定法則，也只能得出該證據(jù)對妨礙人不利的事實，不能必然得出對相對方有利的結論，更不用說主張的成立了。

　　4、補償受害當事人因侵害而產生的支出和費用

　　當事人的妨礙行為一般都會影響訴訟的順利進展，致使當事人訴訟的成本增加，增加的訴訟成本實際上也是妨礙行為所造成的當事人的損失，如果由被妨礙人自己承擔，則無法體現(xiàn)程序的公平性和正當性。因此，被妨礙人因受到防礙而多支出的相關費用理應由妨礙方承擔。因此，各國一般都規(guī)定由舉證妨礙人承擔受害當事人因受侵害而產生的支出和費用。美國聯(lián)邦民事訴訟規(guī)則規(guī)定，對于不合作的濫用證據(jù)開示程序的當事人，法官有權發(fā)布命令，要求訴訟人向他方支付為回應不正當行為而產生的開支[34].

　　四、建立我國舉證妨礙制度的構想

　�。ㄒ唬┪覈鴮εe證妨礙制度的法律規(guī)定及司法實務

　　長期以來，我國否認當事人之間存在訴訟法律關系，因此，將當事人的舉證妨礙行為僅僅看作是對訴訟秩序的破壞，而未認為有損當事人的實體利益，舉證妨礙的法律效果也只是體現(xiàn)在公法層面上，在民事訴訟法第102條規(guī)定了對妨礙人的罰款、拘留等司法強制措施和刑事制裁。由于司法強制措施和刑事制裁程序嚴格，因而在司法實踐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威懾力不足。同時，由于妨礙行為并不能給當事人帶來具體訴訟中的私法不利后果，有的當事人在權衡利弊之后，為在具體個案訴訟中獲取更大利益，甘愿冒著司法強制措施和刑事制裁的風險，通過不正當手段實施舉證妨礙行為。困此，這種僅從公法上予以救濟的作法是不完善的，有人甚至不將其稱之為舉證妨礙的法律效果，而認為我國的舉證妨礙法則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中才第一次出現(xiàn)[35].但實際上，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發(fā)布的《關于民事經(jīng)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guī)定》第30條中規(guī)定“有證據(jù)證明持有證據(jù)的一方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jù)的內容不利于證據(jù)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因此，最高人民法院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只不過是對前述規(guī)定的進一步重申而已。對舉證妨礙行為的私法效果作出明確規(guī)定，相比以前有明顯進步。但是這條規(guī)定本身也存在重大缺陷，它沒有區(qū)分不同的妨礙行為對查明待證事實的不同影響，一律規(guī)定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jù)的內容不利于證據(jù)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過于武斷，有失公正，也不符合訴訟原理。根據(jù)訴訟原理，拒絕提出的后果，只有因為有提出義務的當事人拒絕提出，導致證明對象無法獲得證明時，才可以推定該證據(jù)的性質和內容的主張成立，而非該條所言的只要有拒不提出的情形，即可推定該主張成立，如果在有其它證據(jù)能夠證明的情形下，還是應當依其它證據(jù)證明[36].

　　事實上，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之前，我國司法實務中，已有過運用舉證妨礙制度原理，通過使用舉證責任倒置的方法，對妨礙人課以私法不利后果的判例。在陳梅金等訴三菱公司一案中[37]，林某因其乘坐的三菱吉普車的擋風玻璃突然爆破而死亡，林某單位多次要求三菱權司將該玻璃交質檢部門鑒定是否有質量問題，但三菱公司卻將玻璃運回日本，法院認為三菱公司擅自將玻璃運回日本，玻璃是否有質量問題的舉證責任已轉移由三菱公司承擔，“由于玻璃運回日本，后又運回北京，除已無法證明是原物外，亦相當破碎，致使質檢中心無法進行強度試驗和爆破原因分析”，三菱公司舉證不能，理應由其承擔法律責任。雖然這種處理方法，順利解決了由于三菱公司隨意處理物證而致案件爭點無法查明的困境，也符合舉證妨礙的一般原理，但由于我國并沒有承認判例法，而且一般認為，關于證明責任的分配，如果沒有法律規(guī)定或司法解釋，法院不能夠任意進行分配或倒置，所以這一作法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38].

　　（二）立法建議

　　目前，我國已開始確立當事人主義的訴訟模式，“誰主張，誰舉證”已成為深入人心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當事人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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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法學而言，有若干特點使得它與其他人文以及社會科學學科相區(qū)別。最突出的特點可能是，在中國，法學本身就是一個當代學科。古典時期，我們雖然也有律學，但是，與西方羅馬法以降的法學相比，明顯地缺少超驗的價值訴求，與此同時，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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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國近代在翻譯和引進西方學術的過程中，對其基本概念或術語往往采取譯詞重于借詞的方法，從而引發(fā)中西學術思想轉換中的”名實之辨“。中西哲學之間的學術轉譯、通約和交流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比較哲學研究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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