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證明標準的基點：程序正義抑或?qū)嶓w正義

刑事證明標準的基點：程序正義抑或?qū)嶓w正義 　　在刑事證明標準討論中，作為對傳統(tǒng)“客觀真實理論”的批判工具，程序正義理論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青睞。程序正義理論以過程的正當性為著眼點，強調(diào)了訴訟過程（包括證明過程）對事實認定的決定性作用。因此，程序正義理論對證明標準的研究至少具有下述積極價值：第一，由于法官對有關案件事實的知識只能來自訴訟過程，因此，證明手段／方式的科學性、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了事實認定的準確程度。第二，訴訟過程的不正義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事實認定的公正性，甚至影響到所認定事實的可信性；而符合正義要求的訴訟過程則能夠強化事實認定的可信賴程度。第三，就我國司法實踐而言，程序正義理論能夠有力地批駁因過分強調(diào)查明事實真相而導致的“為了查明案件事實，不惜借助任何手段”的種種惡習。

　　但是，在承認上述價值的基礎上，我們也必須承認，程序正義理論無法觸及刑事證明標準的實質(zhì)。在這里，我們必須區(qū)分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恰如我們不能混同尺子與運用尺子裁出的布匹一樣）：第一，作為評價尺度的證明標準；第二，作為證明標準之評價結果的案件事實。顯然，在刑事訴訟中，程序正義所能涉及的僅僅是法官運用證明標準所認定的案件事實，或者說，證明標準在具體案件中的實然化問題；至于作為評價尺度的證明標準究竟應當采取一種什么樣的立場，卻與程序是否正義沒有直接的關系，盡管在立法對證明標準進行選擇時，不得不考慮證明標準在具體案件中的兌現(xiàn)能力以及何種方式能夠更正當（legitimate）地保障這種兌現(xiàn)能力。

　　在證明體系中，證明標準的目的在于解決認識尺度的問題，即法官在對案件事實形成何種程度的認識時方得認定該事實具有法律上的意義。證明標準本身既不涉及法官依據(jù)何種手段形成此種認識，亦不涉及法官形成此種認識的方式和方法。的確，在證明體系中，我們必須解決法官據(jù)以形成認識的手段／方式等問題，而且，也必須承認，作為決定認識形成的基礎和過程，認識的手段／方式直接影響著（甚至決定著）具體案件的最終認識結果，但是，這些問題卻不屬于證明標準的調(diào)整范圍。在證明標準討論中，我們應當關注的問題只有一個，即法官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必須達到何種程度才能夠認定該事實在法律上成立。具體到刑事訴訟證明，證明標準在于明確：在何種認識程度下，法官方得確認指控罪行在法律上成立。

　　在刑事訴訟中，證明標準的核心問題是解決法官在何種認識程度下方得確認犯罪事實成立并據(jù)此定罪科刑。因此，刑事證明標準絕不僅僅是法庭強制解決糾紛的依據(jù)，更重要的是，刑事標準將為國家刑罰權的具體適用提供事實上的根據(jù)。為此，刑事證明標準的確立必須體現(xiàn)實體正義的要求，其內(nèi)在尺度只能存在于國家刑罰權的正當根據(jù)之中。在社會生活層面，定罪科刑是一種以剝奪特定個體權利為典型特征的法律活動，因此，隨著國家禁止私力救濟而壟斷對犯罪人處以刑罰的權力，在公民之中便產(chǎn)生了一種普遍的期待：國家必須公正地行使該項直接關系個人自由的權力。在一個傳統(tǒng)型社會，個人對傳統(tǒng)權威的頂禮膜拜或許會沖淡這種要求公正對待的期望，但是，在現(xiàn)代社會，隨著國家權力有限理論的普遍接受，國家已經(jīng)不再擁有至上的、足以論證其（包括懲罰在內(nèi)的任何）行為合法的終極性權威；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個體公民享有一種更有序、更充分的幸福生活。因此，在現(xiàn)代社會，對公正行使刑罰權的普遍期待開始逐漸沖破神意、王權等“遮蔽物”而凸現(xiàn)到了前臺，并由此決定，在對特定的公民定罪科刑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固然犯罪人應當受到懲罰，但是，處于被告人地位的公民是否確實是犯罪行為的責任人？換句話說，隨著國家失去神圣的光環(huán)，隨著個人犧牲將有助于恢復被破壞的社會秩序等種種說教不再具有正當?shù)恼f服力，除非根據(jù)一個公民確實實施了犯罪，我們已經(jīng)無法根據(jù)其它理由懲罰特定的公民。該問題盡管棘手，卻直接關系著如何看待作為個體之個人的存在價值。

　　因此，刑事證明標準必須植根于實體正義。在此問題上，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民事訴訟中，基于當事人的處分權，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的具體訴訟行為（如自認、不爭辯等）足以成為其承擔民事責任的理由；在刑事訴訟中，我國秉承大陸法系的傳統(tǒng)，“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jù)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刑事訴訟法第46條），被告人只能因追訴活動之前實施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其實，即便是承認被告人處分權的美國，法律亦要求“雖然接受有罪答辯，法庭不能未作調(diào)查查明答辯存在事實基礎便單純依據(jù)答辯作出判決”（《美國聯(lián)邦刑事訴訟規(guī)則》第11條（f））。因此，在刑事訴訟案件中，盡管正義的程序能夠進一步強化有罪判決的正當性，但是，懲罰的根據(jù)卻與程序是否正義沒有直接關系。

　　更重要的是，基于人類認識能力和司法推理過程的本性，刑事訴訟程序只能是正義（羅爾斯：《正義論》）。在此意義上，既然正義的程序設計亦無法避免實體錯誤的產(chǎn)生，我們就更有必要堅持刑事證明標準的實體屬性，從而保留發(fā)現(xiàn)、糾正錯誤的可能。

　　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刑事證明標準的基點只能是一種消極的實體正義，即其目的不是為了懲罰所有實施犯罪的個人，而在于保障受到懲罰的每個公民都確實是應受懲罰的。刑事標準的訴訟功能不是為了促進在更多的案件中實現(xiàn)懲罰，而在于將國家刑罰權抑制在國家有充分根據(jù)適用懲罰權的案件之中。正是基于此種原因，在刑事證明標準的選擇上，我們卻必須立足于對無辜者權益的保障。為此，至少在被告人實施了犯罪行為這一核心問題上，我們必須堅持一種較高的證明標準：現(xiàn)存社會歷史階段下能夠?qū)崿F(xiàn)的最大的確定性，以保證對每一公民的定罪都是基于該公民實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為并應當予以懲罰。在我國現(xiàn)行制度下，由于定罪后可能處以較為嚴酷的刑罰，堅持這樣一種較高的證明標準便顯得尤為重要。因為，一旦出錯，我們將無法有效地恢復已經(jīng)剝奪的生命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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