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的舉證與質證

淺談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中的舉證與質證 　　[內容提要]：在審判實踐中，筆者感到，審判方式改革中的舉證、質證、認證仍是個需要認真探索的課題。特別是如何準確把握當事人舉證與法官的調查取證之間的情況界限是一個關鍵問題。筆者在此結合審判實踐工作，談談自己幾點粗淺的看法，求教于同行。

　　一、關于對民事審判方式的幾點反思

　　民事審判方式改革之前，法官對證據的收集、調查大包大攬，而當事人處于相對消極被動狀態(tài)。這種過于倚重法官職權作用的審判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弊病：

　　第一，不利于法官公正審判。主觀上，法官包攬收集、調查證據的工作是為了查明事實真相，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但是，一旦法官在證據的收集、調查中投入太多的精力，他就很難對自己收集的證據保持超脫狀態(tài)，也很難改變預先根據這些證據得出的結論，由此形成的判決就不容易做到客觀公正。

　　第二，不利于培養(yǎng)人民群眾對法院的信任。即使法官根據自行收集、調查的證據做出了客觀公正的判決，但當事人雙方對這些證據并不了解，對其客觀性心存懷疑，庭審調查、辯論又僅僅是走走過場，故對判決結果難以信服。

　　第三，影響法院的工作效率。法院的工作以審理判決為核心，如果把大量的精力投入調查收集證據，勢必大大影響整個審判工作的效率。面對日益增多的民事經濟案件，法院將不堪重負。

　　第四，當事人易對法院產生依賴心態(tài)及訴訟惰性。在訴訟開始后，當事人往往心安理得地等待法院替自己查明案情；而當其一但敗訴，或指責法院未深入調查，或指責法院偏袒對方，卻從未反省自己的訴訟請求是需要必要證據支持的。當然，作為訴訟參與人其也確實無從得知法官定案的證據來源。

　　由此可以看出，述審判方式已不再適應當今改革開放的社會形勢，亦難與國際上通行的審判方式相接軌，更不利于培養(yǎng)廣大人民群眾用法律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審判的公開性、公正性難以得到真正的體現(xiàn)。

　　鑒于以上問題，民事審判方式開始由糾問式向辯論式過渡。這一審判方式要求法官盡量保持中立，不再承擔主要的查證責任，改由訴訟當事人承擔主要舉證責任，即提出訴訟主張的一方當事人有責任就其所主張的事實予以最充分的證明。不舉證或舉證不力的一方承擔敗訴風險。在庭審方式中，改由當事人示證，雙方質證，法官聽證認證。上述審判規(guī)范的改革有利于革除舊的審判方式的弊端，極大地提高了審判的透明度與當事人參與訴訟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無疑是人民司法的一大進步。但是，由于我國現(xiàn)階段廣大公民的法律意識并不盡如人意，特別是一些當事人利用法官只聽證，不主動取證這一制度的變化在庭審過程中表現(xiàn)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行為傾向。例如有些當事人在訴訟代理人的參與下向法庭提供偽證，偽證的形式也不僅僅限于證人證言，還有一些由有關部門出具的證明文件等書證。在這種情況下，關于法官是否應參與調查取證，有一種意見認為，應當取消法官調查取證的權利，完全保持中立狀態(tài)；在庭審過程中，法官只聽證、認證而不參與質證。這樣做可以保證法律上的公正，即只承認證據形式上的真實，而客觀上是否真實并非法官所追求的目標。筆者認為，上述這種主張存在著明顯的弊�。旱谝�，不利于查明事實真相。以筆者承辦的案子為例，如果法官完全不參與調查取證，僅要求當事人憑個人的能力去對抗法人所出具的虛假證明材料無疑難度是非常大的。而法庭僅憑一方提供的虛偽證據定案，又勢必有失執(zhí)法公正。第二，鼓勵了在訴訟中弄虛做假的行為。以此種方式投機勝訴者，如以此為“經驗”再行訟事或加以推廣，如敗訴方亦從中吸取“教訓”，學著做假，長此以往必將使人民法院喪失威信，對法律的公正性亦會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害。第三，不利于提高訴訟效率。法官完全消極聽任當事人雙方辯論，難免會使審判糾纏于細枝末節(jié)，既可能遺漏主干，又使多種證據產生“膠合”狀態(tài)，造成訴訟效率有所下降。

　　反思過去和今天的審判經驗及教訓，筆者認為，一種科學的審判方式應該汲取過去及今天審判方式的優(yōu)點，革除其弊端，在法律原則準許的前提下，在新舊兩種審判方式之間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點。

　　二、關于改革民事審判舉證方式的幾點設想

　　我國的審判制度，也包括舉證制度明顯遵循了大陸法系的司法傳統(tǒng)，其中以嚴格的法律規(guī)定限制證據來源及效力的作法近年來已紛紛被大陸法系的國家所修改，逐漸與英美法系的庭審對抗性極強的當事人舉證方式相吸收和融合。如何在我國現(xiàn)階段的社會、法律環(huán)境中成功地完成這一引進國外先進審判經驗的司法革新舉措呢？筆者在體會新的審判方式之余，結合目前的實際情況，提出一個“平衡式”審判方式的設想。

　　這種“平衡式”的審判方式應當保留辯論式審判方式的精髓-一方面主要由雙方或多方當事人通過抗辯積極推進訴訟。原則為誰主張、誰舉證，法官基本不承擔查證責任；負有舉證責任而不能舉證、舉證不力或所舉證據材料為偽證的當事人，應承擔相應的。敗訴風險。在庭審實踐中，由當事人示證、質證，法官以聽證為主。這樣做法的意義在于：在社會生活日益民主化的今天，司法執(zhí)法環(huán)境亦應日趨進化；使當事人在訴訟中發(fā)揮積極主動的作用，正是司法民主和文明的大勢所趨。

　　另一方面，考慮到現(xiàn)在大多數訴訟參與人的法律水平及社會相關部門對查證取證的支持程度，法官在審判過程中應當發(fā)揮其相對的主動作用。第一，在必要時應當調查取證。所謂必要時，是指當事人已經就舉證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由于客觀原因，無法收集到需要的而法官能夠依法定職權收集的證據；或者當事人提交的證據存在著虛假嫌疑及相互間明顯的矛盾沖突，需要法庭進行實地調查核實。第二，在庭審中，法官不應只局限于單純地“聽”，還應當適時發(fā)揮其指揮和引導作用。對于某些當事人的無理纏訟，應及時加以制止。第三，應當在庭審中主動出示自行調查的證據。但這種依法官職權調查而取得的證據并不當然就是定案的根據，它應當和當事人提出的其他證據一樣接受訴訟參加人的質詢。

　　發(fā)揮法官的相對主動作用，首先可以有效地保障當事人行使其抗辯權。實踐中，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在收集證據時，往往會遭到證人，尤其是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或社會團體的不配合甚至拒絕。法官如不在此時出面取證，體現(xiàn)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事實就會喪失。若因此而導致由該當事人承擔敗訴風險顯然有失公允。特別是在自然人與法人的對抗中，上述問題就尤為突出。其次可以真正實現(xiàn)審判的完整和公正。把證明責任完全交給當事人，必然導致法庭對一方優(yōu)勢證據的依賴，由此做出的判決只能實現(xiàn)形式公正。如果當事人利用法官并不調查核證的漏洞，營造貌似合理的所謂證據體系并在抗辯中居于優(yōu)勢，法官據此做出的判決則是用形式的合法掩蓋了實質的不公正。法官針對當事人證據的不實之處進行調查，并就收集到的證據接受質證，才能有利于查明事實真相，使判決在形式與實質上都能做到客觀公正。第三，法庭出示自行調查的證據，并由當事人質證，可以保持法官的中立性，增加庭審的透明度，減少當事人對法官的不信任和對立心態(tài)。所謂“平衡式”的審理制度是筆者在工作實踐中的心得總結，僅供探討。

　　另外，為了制約訴訟中的不良舉證行為，筆者感覺應當設立舉證中的風險責任這樣一種制度。所謂舉證中的風險責任，是指在訴訟過程中向法庭提供證據材料并被法庭認定為偽證的一方當事人應當承擔對其不利的訴訟后果。這里所言的訴訟后果，不但有訴訟法中的制裁措施，還應包括對其訴訟主張的不利判決。而在以往的審判方式中，提供偽證的一方當事人只會受到相應的民事制裁，而其訴訟主張不會受到任何不利的影響；法庭進行審理仍遵循“實事求是”的基本原則進行，敗訴僅僅是一種可能。訴辯式的庭審方式要求當事人為了證明自己的主張向法庭提供盡量多的證據證據的合法性和真實性首先取決于當事人的主觀認識：個別當事人難免不采取某種方式制造和提交偽證以欺騙法庭。如果針對上述不法行為缺乏制裁力度，使其不斷在法庭重演，就將使新的審判制度難以體現(xiàn)其優(yōu)越性。因此在訴訟實踐中有必要設立這種風險責任制度。

　　風險責任制度的核心在于制裁向法庭提供偽證的一方當事人。其內容應為：在當事人所提供的全部證據中，如果有一證被法庭認定為偽證，那么法庭有權對其所提供的其他證據不論真?zhèn)尉�不予采信；證人（包括法人和團體）證言的采信亦應遵循上述制約原則。由此而產生的敗訴后果由該當事人承擔，同時對方當事人由于調查和補充證據所發(fā)生的一切損失（包括經濟損失和名譽損失）亦應完全由提供偽證的一方負責。在必要時，提供偽證的證人應承擔連帶責任。這里所說的偽證，是指當事人為了達到勝訴的目的而故意向法庭提供的不真實的證據，包括授意他人提供同類證據。在認定偽證的過程中，法庭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須為不真實的證據。此不真實之證據形成情況有兩種，或是當事人依據自己的主觀愿望親自或授意他人制作，或是當事人發(fā)現(xiàn)的已形成的證據不實，但仍向法庭提供。第二，主觀目的是為了誘導法庭形成對自己有利的錯誤認知并依此作出判決。

　　三、關于改革民事審判質證方式的設想

　　全面的庭審方式所涉及的質證既指當事人之間對證據材料的相互質詢亦包含對法庭所收集證據的提出疑義。

　　質證階段是整個庭審活動的關鍵。一個案件的事實，一般來說是不會只被一個證據所證明，而是由諸多相關證據所印證。單一的證據只能證明事實環(huán)節(jié)的一部分。在實踐中，尤其在法庭審理程序進行中，對一個證據的質證很少從該證據本身的真?zhèn)涡蚤_始-此種真?zhèn)涡约劝�括實質上的真實也包括來源上的可靠程度-法庭不應單純強調對方提交相反證據而忽略了對證據本身性質的認定。其實對方提供的證據與原證據之間有時也并非具有直接對立性，甚至有時對方連這種有對抗成份的間接證據亦不能提供，而僅能提出懷疑。如果機械的判定未能舉出反證的一方敗訴，并非訴辯審判方式所追求的效果。筆者認為：質證的核心在于“質”，即質證的最終目的是要求舉證一方接受對方就該證據本身、該證據與其他證據間的關聯(lián)性及該證據與所要證明的客觀事實之間具有何種邏輯關系等事項所產生的一系列疑問，并予以合乎常理的回答和解釋。如果舉證方的這種解釋能令法庭信服，則該證據應被采信；否則，法庭可不予采信或責令其另行提供新證據。總之，筆者對庭審質證方式的理解為：質證并非單純指雙方證據的直接對抗，還應包括接受對方對該證據的質疑并予以解答。這種質疑并非盲目地無中生有，而應以自己的合理證據為后盾；相應的解答亦需證據的支持，由此而形成證據鏈。在訴訟中，如果雖未能直接提供反證，卻對對方所提證據提出“合理懷疑”-此種“懷疑”往往是建立在間接證據的基礎上-那么法官就應要求原舉證一方提供新的補充證據以解答質詢。法庭運用此種手段合理引導庭審的節(jié)奏發(fā)展可防止當事人用大量的無關材料將訴訟導人歧路，也應成為法官聽證、認證中新的實踐方向。

　　另外，對于法庭依法定職權調查獲取的證據材料參與庭審質證應在何種范圍之內并采取何種理想的模式，亦是規(guī)范革新后出現(xiàn)的又一新問題和新難點。試想，如果法官以自己收集的證據與單純一方當事人相對辯，必然會導致法庭喪失“中立立場”而形成當事人與法官打官司的畸形局面，甚至會為某些不公正審理披上堂而皇之的外衣。筆者認為：在提倡法官在必要時發(fā)揮積極作用的前提下，應同時強調法庭收集的證據在開庭過程中亦須由訴訟當事人進行質證，使之處于完全公開透明的角度上，處于與訴訟參與人提交的證據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參與其他證據的相互對抗。這樣既給雙方當事人以充分的質證機會，又能使法官通過這一過程驗證該證據的效力程度。無論是法院、當事人或代理人，均應避免再存有“法庭調查的證據即為絕對正確無疑的事實”的陳舊觀念。在筆者承辦的其他案件中，曾根據當事人提供的多項證據推翻了法庭的取證，這樣應用公開質證進行審理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的案件不乏其例。只有“公開”才能“公正”應成為法庭質證的原則。

　　綜前文所述，筆者認為舉證與質證在任何國家、任何法律體系之下的審判制度里都是舉足輕重的部分，且這二者之間又存在著不可分割、難以或缺的關聯(lián)性和前后作用性。在筆者所承辦案件中，法庭既接受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材料，又就材料中存在的矛盾虛偽之處進行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公開于庭并參與到質證中來，充分聽取當事人雙方就證據的辯論意見。在此案之中較完全地適用了本文所探討的“平衡式”舉證方式及“以質為主”的質證方式，結合法庭的調查，最終得以客觀公正地作出判決。在現(xiàn)有社會客觀條件下，當事人法律素質、意識較弱，社會法治環(huán)境欠佳；經常是訴訟當事人被告知必須舉證卻無力取證甚至根本無從知道取什么樣的材料才會支持自己的主張。與此同時人民法院積累了多年的審判實踐經驗和相對寬松的權限，應在必要時發(fā)揮法官的主動作用。可以設想，隨著法治觀念的深人人心和法律的不斷完善，當事人的基本訴權（特別是在取證方面的權利）有了足夠的社會保障和法律保障，法官的查證工作會逐步減少，取而代之辯論式的舉證質證方式會走上真正成熟發(fā)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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