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證責任分配與價值衡量

舉證責任分配與價值衡量 　　舉證責任的分配是一道公認的法律難題。到目前為止，大量研究對各種舉證責任學說進行梳理、評論，并試圖確立合理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最高人民法院不久前公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和《關于行政訴訟證據(jù)的若干規(guī)定》，對舉證責任作了比較具體的規(guī)定。然而，在形形色色的疑難案件面前，人們發(fā)現(xiàn)，那些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可能仍然顯得捉襟見肘。

　　本文的目的不是提出一套新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而是試圖提供一種新的思考路徑。這種思路試圖擺脫對制定法和各種理論所確立的舉證責任規(guī)則的迷信，轉(zhuǎn)而通過對與具體情境相關社會價值的衡量，追求一種實質(zhì)合理性。

　　本文將從一個行政賠償案件入手，展示價值衡量在舉證責任分配中的運用思路。最后探討價值衡量方法對舉證責任分配中的普適性，以及如何防止價值衡量可能帶來的恣意。

　　一、對A死亡賠償案的初步評論

　　A在派出所接受訊問期間出現(xiàn)明顯不正常的生理反應，在送往醫(yī)院搶救途中死亡�？h公安局未予尸檢，即將尸體送殯儀館火化，造成A死因難以確定。A家屬起訴要求公安機關賠償。公安機關的辯解是，A死于突發(fā)性疾�。ˋ曾患有慢性惡疾）。法院認為，A因何而死，只能靠公安機關舉證，公安機關無法證明A不是死于毆打等違法行為，應承擔敗訴責任，但又認為，不能完全排除A死于自身突發(fā)性疾病的可能，所以，被告究竟是否實施違法行為難以最終認定。于是判決被告“酌情賠償”。

　　警察在訊問過程中是否使用了暴力，導致A死亡，是爭執(zhí)的焦點。行政訴訟法對于此類“事實行為”沒有明確的舉證責任分配規(guī)則。如果按照“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原則，原告顯然很難對此舉出充分證據(jù)，其結果可能是不公平的。有兩位法官在評論該案，進行事實推理之外，還指出了一個政策性考慮：A死因已無法查清，所以，判令公安機關對其死亡承擔全部賠償責任或者完全不承擔責任，都與法無據(jù)。

　　二、價值衡量方法的展示

　　關于公安機關承擔A死亡賠償責任的理由，應當建立在其對A死因負有舉證責任的前提下。在我看來，公安機關未予尸檢的動機并不重要，公安機關實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安機關未能履行在本案情況下應當履行的尸檢義務，導致事實無法查清；衡量各種法律價值，應當責令其承擔在事實認定上的不利后果。

　　首先，在本案的特定情況下，公安機關負有尸檢的義務。A在派出所接受訊問，公安機關無論如何必須對A的死亡有一個令人可接受的交代。公安機關僅以A生前患有慢性惡疾為由，認定A死于“慢性惡疾發(fā)作”，似有草率敷衍之嫌。通過尸檢查清死因，是必須的。如果尸檢證明公安機關實施違法行為導致當事人死亡，那么懲罰罪犯，安撫死者家屬，改善政府與人民的關系；如果尸檢證明公安機關沒有實施違法行為，那也能夠還公安機關一個清白。

　　其次，公安機關未能履行在本案情況下應當履行的尸檢義務，導致本案事實無法查清，在事實認定上應當承擔不利后果。這屬于證明上的推定。我國一些制定法規(guī)定了推定的法律效果。例如，國務院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規(guī)定，“當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壞、偽造現(xiàn)場、毀滅證據(jù)，使交通事故責任無法認定的，應當負全部責任”。在本案中，沒有制定法明確規(guī)定公安機關未予尸檢在事實認定上的后果，法院基于價值權衡，可以作同樣推定。A死于突發(fā)性疾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要查清被告有沒有違法行為，惟一的途徑是進行尸檢。由于公安機關沒有進行尸檢，就責令死者家屬把A火化，導致A死因不明，而且再無水落石出的可能�！叭魏稳瞬荒軓淖约旱腻e誤行為中獲利”，是一項不言而喻的法律原則。如果公安機關通過拒絕尸檢可以掩蓋他的違法行為，那么，必將鼓勵公安機關以及任何行政機關在類似案件中利用程序上的違法來逃避責任。因此，即使沒有法律的明確規(guī)定，法官也可以從公安機關未予尸檢的事實推定其實施了違法行為。如此可以促使公安機關主動、誠實地做好尸檢，給死者家屬、給社會“一個說法”。

　　當然，“證明的妨礙”的法律后果是多種的。我們可以設想，通過立法來規(guī)定公安機關拒絕尸檢所應當承擔的行政責任（譬如對責任人員予以行政處分），乃至刑事責任。但是，對于行政機關來說，仍然可能為避重就輕而不予尸檢；而對當事人來說，他所要求的賠償仍然無法得到。所以，這種設想即使可行，也不應當排除事實認定上的推定效果。

　　綜上所述，法院可以推定A死于公安機關實施的違法行為。既然是推定，當然不是不可反駁。理論上公安機關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反駁：一是拿出確鑿證據(jù)證明A確系其他原因死亡；二是其不進行尸檢就責令火化的行為是有相當充足的理由。所以，最后的結論仍是公安機關承擔全部賠償責任。這樣的推理也許比“酌情賠償”更符合正義，同時比武斷地認為公安機關毆打致死更有說服力。

　　三、價值衡量方法的普適性

　　價值衡量方法的引入，在傳統(tǒng)上認為純粹是“事實”的領域-法律適用通常被區(qū)分為事實認定和法律解釋兩個環(huán)節(jié)-契入了價值的因素。它超越純粹個案的探討，不是把目光集中在過去發(fā)生、現(xiàn)已逝去的“事實真相”，也不局限于個案中當事人的利益權衡，而更多關注當事人應該有的行為規(guī)則，期待通過確立合理的舉證責任規(guī)則去塑造人們未來的行為。一句話，它與其說是“向后看”的，還不如說是“向前看”的。本文試圖強調(diào)，探尋舉證責任分配的目的不純粹是尋求個案中的事實真相，而在于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及證明標準的確定，公正和有效率地分配社會資源，指引當事人應當遵循的行為規(guī)則。

　　雖然本文選取的案例屬于疑難的行政案件，但價值衡量方法的應用既不限于行政訴訟，也不限于疑難案件，在一定意義上，它是普遍適用的。只不過在一般案件中，事實清楚，或者舉證責任的分配規(guī)則是明確的、無異議的，不需要價值衡量，或者說價值衡量的過程可以被忽略。但是，價值衡量實際上仍然存在，隱藏在證據(jù)規(guī)則的后面，默然無語地支撐著證據(jù)規(guī)則的正當性。一旦雙方當事人對應當適用的證據(jù)規(guī)則持有異議，那么，價值衡量將走向前臺，去否定那條證據(jù)規(guī)則的正當性�？偠�言之，價值衡量在舉證責任分配中的功能體現(xiàn)在如下三方面：在現(xiàn)有制定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規(guī)則不明確，就需要運用價值衡量去“彌合法律織物的漏洞”；在現(xiàn)有制定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規(guī)則將導致明顯的不公平的后果時，就需要運用價值衡量去“熨平法律織物上的褶皺”；即使現(xiàn)有制定法提供的舉證責任規(guī)則是明確且“合理”的，如果一方當事人有異議，也將需要運用價值衡量去維持其正當性。

　　當然，倡導價值衡量方法并不反對尋求證據(jù)規(guī)則的學術努力，以及根據(jù)法定的證據(jù)規(guī)則認定事實的司法實踐。在我們這樣一個證據(jù)規(guī)則貧乏的時代，太需要事實認定的規(guī)則了！但是，正如本文反復強調(diào)的，任何規(guī)則都是有缺漏的，不可能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同時，如果沒有對大量個案的深入探討，僅僅停留在舉證責任理論的抽象論述，建立合理的證據(jù)規(guī)則體系也是難以想像的事情。而價值衡量的方法，也許能夠為個案的深入探討提供一條有用的思路。

　　四、價值衡量的正當化

　　價值衡量必然帶有主觀判斷。但從整體上講，價值衡量的方法未必比依據(jù)舉證責任規(guī)則進行推演更不公正、更難預測，更令人不可接受。難道在規(guī)則的外衣下，主觀判斷就能夠避免嗎？事實認定的恣意就能夠完全克服嗎？雖然“法律規(guī)定能夠很好地吸收當事人對證明責任分配的不滿”，但如果“依法認定”違背了公認的正義準則，同樣不能為司法裁判贏得正當性，最多只是把不滿從法官頭上轉(zhuǎn)到法律名下。它同樣會傷害司法的信譽，損害對法律的信仰。

　　盡管如此，價值衡量方法的引進，確實面對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避免價值衡量成為執(zhí)法者的恣意？法官的價值衡量如何獲得正當性？

　　價值衡量本身就是針對萬千復雜的具體情形而適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法官的職業(yè)素質(zhì)和職業(yè)倫理。司法判決絕不會因為法官有權判決，就先天地具有權威性和正當性。在此情況下，通過法律程序賦予其正當性就成了一條無可替代的出路。在英美等實行陪審團制度的國家里，陪審團在公眾心目中具有幾乎絕對的權威，它對事實的認定無需說明理由，也不容質(zhì)疑。這種程序設計和法律文化解脫了事實認定正當性的困擾。但在我國，既沒有類似的陪審團，法官也沒有相應的權威，假如允許法官（或陪審團）“自由心證”，那只會被視為法律認可的武斷和恣意。剩下的惟一途徑是通過完善的舉證、質(zhì)證程序以及法官詳細而充分地展示其推理過程來獲取正當性。司法的自由裁量，包括事實認定上的價值衡量，必須與充分的理由說明相結合。盡管近年的審判方式改革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包括對有關證據(jù)的羅列和是否采用的說明，對判決理由說明的強化，但整體上仍嫌簡略。誠然，被習慣思維包圍、多種壓力交織下的法官們，如果真的把本文的推理思路寫進判決書中，可能會讓人覺得離法律條文太遠了。因此，他們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真實的推理過程，而寧可躲在法律條文的后面，展現(xiàn)在當事人和公眾面前的是一副威權主義的姿態(tài)。

　　我們有理由期待，對于理性的公眾，任何理性的推理，都比生硬的條文更能讓人信服。應當鼓勵法官進行實質(zhì)的推理，更應當鼓勵和要求法官大膽地說出它的全部的真實的理由。通過充分展示法官的推理過程，并不斷加以理論歸納，注意尊重前例，那么，舉證責任的規(guī)則將會通過一個個的判決得以逐步確立-盡管我們并不期望建立一個包攬無余的規(guī)則體系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舉證責任的永恒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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