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上）

維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上） 　　維特根斯坦1929年重返劍橋，除了一篇短短的論文，沒有再發(fā)表什么文著。他曾準備出版一本書，即《哲學研究》，大致寫作于1936-1945年，但他最后還是放棄了出版的念頭。1947年退休后，他繼續(xù)寫作第二部分，但未完成。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學生安斯康和里斯編訂全書并譯成英文，1953年以德英對照的方式出版，第一部分是主體，第二部分是些殘篇。與《邏輯哲學論》比較，《哲學研究》的寫作風格有很大改變。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力圖以接近于幾何嚴格性的定義方式引入諸基本概念，這是一種富有魅力的文體，但結果并不成功，不少研究者分別指出某些概念語詞的使用并在邏輯上并不完全自洽。哲學概念不是幾何概念，不是靠嚴格定義獲得其力量的。維特根斯坦改變了他對哲學本質的看法之后，也隨之改變了他的寫作風格�！墩軐W研究》中幾乎沒有嚴格定義的術語，字面十分簡單。不過，由于它是由一系列札記組成的，更由于這些簡單的話語中富含深意，所以這仍然不是一本容易讀懂的書。

　　《哲學研究》是本偉大的書，我個人認為它是二十世紀數一數二的哲學著作。維特根斯坦像希臘哲人一樣，直接面對問題，在我們這個議論紛紜不知真理為何物的時代，堅持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他并不那樣反復申說真理是道路，他以走在真理之路上顯示這一點。維特根斯坦并不深通哲學史，但他以最本真的方式繼承了源遠流長的西方哲學，繼承了哲學最基本的藝術，為那些看似只能各說各話的事情發(fā)現論證。《哲學研究》是維特根斯坦后期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本章以這本著作為主線展開。不過，《哲學研究》論題廣泛，論證的方式多種多樣，本章只能選幾個題目，算作對愿意閱讀原著的讀者的一個引言。

　　語言游戲

　　語言游戲〔Sprachspiel〕這個概念是《藍皮書》里提出來的，最初是指“孩子剛開始使用語詞時的語言方式”、“語言的原始形式”或“原始語言”，在這些原始形式中，思想的過程相當簡明，所以，我們要研究真假問題，命題和實在一致不一致的問題，研究斷定、假設、疑問，去看看這些原始形式大有益處。這時，“籠罩著我們語言的日常使用的心理迷霧就消散了。我們看到種種清楚明白的活動和反應�！比欢�，這些簡單的形式和更復雜的形式并無鴻溝相隔，“通過逐步增加新的形式，我們可以從諸種原始形式構造起諸種復雜的形式” .《哲學研究》也曾這樣說到語言游戲，包括“孩子們借以學習母語的諸種游戲”和“原始語言” 〔第7節(jié)〕 ，維特根斯坦自己舉的例子有：一方喊出語詞，另一方依照這些語詞來行動（第2節(jié)）；教的人指著石頭，學生說“石頭”這個詞；更簡單的練習：老師說“石頭”，學生跟著說“石頭”；跳皮筋、丟手絹之類游戲時邊玩邊唱的那些話（第7節(jié)）。但是，“語言游戲”有比這遠為廣泛的意義：“我還將把語言和活動棗那些和語言編織成一片的活動棗所組成的整體稱作‘語言游戲’”（第7節(jié)）。語言的原始形式是和人類其他活動編織在一起的，我們在場景中學會說話，在場景中理解語句的意思，在這個基礎上，語句逐步脫離特定的場景，話語套著話語，一個詞的意義由另一個詞或一串詞來解釋。若把語言視作一個大領域，有一個和現實交織在一起的邊緣地帶，這個邊緣地帶就是語言游戲。

　　上述意思，德文原詞Sprachspiel遠比中文譯名“語言游戲”表達得更清楚。Spiel比“游戲”寬得多，德國人把戲劇叫作Schauspiel，把節(jié)慶叫作Festspiel.這個詞自然還有其他種種“游戲”所不能反映的意味，若用一個短語解說，我大概會說那是“沒目的的自由活動”。Sprachspiel譯作“語言游戲”太窄，譯成“語言活動”太寬，只好勉強譯作“語言游戲”，但我們不可完全從中文“游戲”一詞來理解Sprachspiel的意思。

　　我們不妨和《邏輯哲學論》的圖象說對照來看。在圖象理論里，語言從根本上是一種反映，而語言游戲則說，語言首先是一種活動，是和其他行為舉止編織在一起的一種活動。在圖象說里，是一條邊相切方式的接觸，而語言游戲卻是語言和現實難分彼此的大面積交織。在圖象說里，世界和語言仿佛一開始都是已經制成的、現成的，而語言游戲卻是生長出來的，而且不斷生長。

　　“游戲”這個概念還提示遵守規(guī)則，在國內，很多論者主要從游戲規(guī)則來理解理論上的游戲概念。但我們當然不會忘記，游戲不是一些遵循規(guī)則進行的機械活動，游戲首先是樂趣、情趣、旨趣，這些東西比規(guī)則更加重要。游戲這個概念是有點特別，一方面，游戲自由自在而無目的約束，另一方面，多數甚至所有游戲都要遵從一定的規(guī)則。游戲的約束不是來自因果，而是來自規(guī)范。維特根斯坦用了很多篇幅討論規(guī)范和遵守規(guī)則，這我們到實指與樣本一節(jié)再談。

　　意義即使用

　　在《哲學研究》的第1節(jié)維特根斯坦就提到了“意義即使用”這個想法：“‘五’這個詞的意義是什么？棗剛才根本不是在談什么意義；談的只是‘五’這個詞是怎樣使用的�！钡�43節(jié)斷言：“在使用‘意義’一詞的一大類情況下棗盡管不是在所有情況下？/FONT>-可以這樣解釋‘意義’：一個詞的意義是它在語言中的用法�！辈灰獑栆饬x，要問使用，這是《哲學研究》的一個中心思想。

　　其實，雖說維特根斯坦早期的基本思路是另一種，但“意義即使用”的想法在那時已經萌生，他在《邏輯哲學論》中說：“在哲學中，‘我們實際上用這個詞、這個句子作什么’這個問題不斷帶來富有價值的洞見”〔6.211〕。在他思想轉變時期，他更屢次表明哲學語法的任務就在于描述語詞的用法。

　　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可以用用法代替意義，例如，這兩個詞的意義一樣可以換成說這兩個詞的用法一樣。但我們注意到，維特根斯坦提到“不是在所有情況下”棗哪些是例外呢？維特根斯坦的著名研究者貝克和哈克認為例外是指姿勢的意義、自然現象的意義等 .一個笑容或一次哭泣有意義，但只有在很特別的情況下，我們才會說到“用他的哭泣”。但下面會講到，這些自然行為本來屬于另一類。使用是比意義、意謂更廣的概念，即使能夠用“使用”代替“意謂”，反過來卻不行，“使用一把錘子”不能說成“錘子意謂……”。不過，單就語詞而論，我們也可以舉出另一些例外，例如忽然想起了這個詞的意義，他雖然常用這個詞但始終沒弄清這個詞的意義，這里都不宜把意義換成使用。更突出的例外是：他在某種意義上使用一個詞之類。最后應當指出，即使意義在外延上能和使用互換，也不說明語詞的意義等于語詞的使用，例如有腎臟的動物和有心臟的動物外延相同，但內涵不同。反過來，男和牡幾乎從不能互相替換，但這兩個詞在一種很強的意義上意思相同。實際上，維特根斯坦自己也時不時說到“詞的意義”、“句子的意思”〔第49節(jié)、第80節(jié)等等〕。其實，語詞的意義是個日常用語，從維特根斯坦的一般思路來說，我們就會設想它的一般用法是正當的，如果出現問題，多半是這個用語誘導了某種錯誤的反思，例如把意義看作一種實體。而這正是維特根斯坦要求我們防范的主要錯誤之一。的確，人們比較容易把“意義”誤解為某種實體，但不大會把“使用”或“用法”誤解為某種實體。

　　我們將專辟一章討論意義概念，這里我先簡短考察一下使用這一組詞：用、使用、有用、利用、用法。漢語“用”字幾乎是一個介詞，用米來換油，用腦子來想，這時都不宜把“用”換成“使用”。使用是工具性的，“使用工具”是“使用”的標準用法。工具性意味著間接性，我們使用布料、針線、縫紉機來做衣服，但我們通常不使用衣服，不是因為衣服沒用，而是我們直接就用著它，不再是使用它來做什么別的事情了。同樣我們也不使用朋友，不是因為朋友沒用，在多數情況下，朋友比生意伙伴和仆人更有用。

　　朋友的用處包含在他的存在里。在特定的情況下，我們會問：朋友有什么用，下棋有什么用，藝術品有什么用，哲學有什么用。但這些問題通常沒什么意義，我們享用這些，而不是使用。把通常不為使用而存在的東西當作使用的東西，就是利用。我們不說“使用朋友”或“使用他人的善意”，但我們會說“利用朋友”或“利用他人的善意”。倒不一定“利用”含有貶義，我不是在討論語詞的感情色彩，而是在討論語詞的概念結構�！皬U物利用”不含貶義，應該說有點褒義，但這話所體現的概念結構和“利用朋友”一樣：廢物本來不是為使用的，把本來不為使用而設的東西拿來使用，就是利用。

　　用和使用還有一層細致但重要的區(qū)別，我用磚頭把窗玻璃打碎了，但我卻不是“使用”磚頭把窗玻璃打碎。我們使用工具等等，使用那些本來就為使用而設的東西。既然為使用而設，它們就有通常的用法，就有用得得法或不得法。use作動詞時譯作“使用”，作名詞時譯作“用法”。越是專門為某種用途而設，越是和其他工具配套使用，用法就越嚴格，這種被使用的東西就有usage.

　　我們使用語詞，語詞是些專供使用的東西，我們遣詞造句，使用語詞說話。但我們通常并不使用句子。我們使用語詞的目的是用來構成句子，而說出句子就是說話，說話編織在實際生活之中。只在一些特定情況下我們才說“使用句子”，例如“恭請圣安”這樣的句子，有它固定的使用場合，可以說有個“用法”，有這種固定“用法”的句子，像語詞一樣收在詞典里。但我們通常只談語詞的用法，談不上句子的“用法”。在近似的意義上，一個天然的姿勢或笑容可以有意義，但我們通常不能“使用”它。維特根斯坦主要是把語詞而不是把語言整體比作工具，不過他既說“使用語詞”也說“使用句子”，這是容易導致誤解的。當然，在一種更廣泛的意義上我們使用句子，就像我們說使用信號，但不要因為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使用句子”而混淆了使用語詞和使用句子的區(qū)別。

　　“使用”這個概念提示工具性，這正是維特根斯坦所要強調的。《哲學研究》里有很多段落把語詞比作各式各樣的工具。想一想羅素等人最喜歡用書桌之類舉例來說明語詞的意義，我們就能看出把語詞比作工具是多么不同的一種思路。書桌之類的例子隱含著對語言的反映論式的理解，而使用工具的思路有助于糾正這種理解：一件工具不鏡映對象，它適合作某一件工作。語言的功能不在于反映世界，而在于像使用工具那樣對世界作出應對。為醒目計，可以說，語言的功能是反應而不是反映。當然，為了適合某些工作，工具也在某種意義上反映現實，但這不是像鏡子那樣的反映。

　　我們可以從工具和有用的角度來看待語言。不過應當提到，從總體上看，工具不止于有用，工具不僅改變它所處理的對象，而且改變它的使用者。飛機使我們旅行得更便捷，它同時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節(jié)奏，帶來了新形式的競爭、個人壓力等等。語言比飛機重要多了，語言標志著一種全新的生活形式，這一點我們在多處談到。

　　工具是多種多樣的，看上去差不多的工具可能有很不一樣的用途和操作方式，維特根斯坦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

　　駕駛室里的各種手柄看上去都大同小異。（自然是這樣的，因為它們都是要用手抓住來操作的。）但它們一個是曲軸的手柄，可以停在各種位置上（它是用來調節(jié)閥門開啟的大小的）；另一個是離合器的手柄，只有兩個有效位置，或離或合；第三個是剎車閘的手柄，拉得越猛，車剎得就越猛；第四個是氣泵的手柄，只有在來回拉動的時候才起作用�！驳�12節(jié)〕

　　維特根斯坦借此說明，語詞及其“操作”也是各種各樣的。他在23節(jié)舉了一些例子來說明語言游戲的多樣性：

　　下達命令，以及服從命令棗按照一個對象的外觀來描述它，或按照它的量度來描述它-根據描述（繪圖）構造一個對象棗報導一個事件棗對這個事件的經過作出推測-提出及檢驗一種假設棗用圖表表示一個實驗的結果棗編故事；讀故事棗演戲-唱歌棗猜謎棗編笑話；講笑話棗解一道應用算術題棗把一種語言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棗請求、感謝、謾罵、問候、祈禱。

　　然后他說道：“把多種多樣的語言工具及對語言工具的多種多樣的用法，把語詞和句子的多種多樣的種類同邏輯學家們對語言結構所說的比較一下，那是很有意思的。（包括《邏輯哲學論》的作者在內。）”

　　維特根斯坦一向把語詞的用法和語詞的學習聯系起來考慮，通過這一聯系我們可以在更深處領會語詞用法的多樣性。“核桃”是一個詞，“二”也是一個詞，但學會這兩個詞是十分不同的過程，也包含了十分不同的理解方式�！按合那锒�”和“東南西北”表面上是兩個相似的語詞，然而卻是兩類十分不同的經驗的形式化。維特根斯坦一般地反對過度概括，有時竟聲稱不要作任何概括。本來有差別之處，當我們把形式弄得一般齊，就得另有形式把差別表示出來。人有的自私，有的不自私，你說人都是自私的，你就得另外用一組詞來說明我們平常所區(qū)分的自私不自私。你說方的圓、豬八戒、朱？基都在某種意義上實存，你就得說明他們在哪種意義上是不一樣的實存。

　　語詞的發(fā)音形式、書寫形式大同小異，往往模糊了語詞用法多樣性這一至關重要之點，名詞、顏色詞、數詞等等，它們的用法是不一樣的，學習、使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但對每一個詞我們好像都可以問：“這個詞意謂什么”或“這個詞的意義是什么”，由于問法的一致性，好像就建立了詞的本質的一致性。然而，你說使用有不同的使用方式，我不也可以說意謂有不同的意謂方式嗎？可以；但“使用”這個概念更容易提示其內容的不同，“不同的使用方法”比“不同的意謂方式”或“意義的不同種類”要清楚得多。這部分是由于“意義”這個詞的名詞性要遠過于“使用”、“用法”一類。因此，“意義”這個詞更容易誘導人們建構實體性的共相概念，使用論的一個主要目標則是祓除這樣的共相概念。

　　使用提示一種可公共考察的過程而意謂容易引向內心意象，這也是維特根斯坦更愿選擇“使用”的一個緣由，我們將在下面關于私人語言和自然理解的討論中看到這層深意。用“使用”來代替“意義”和“意謂”還有一個優(yōu)點�！笆褂谩北取耙庵^”更廣，專名可能沒有意義，但我們仍然使用專名�！笆褂谩边@個概念固然有種種優(yōu)點，但若把“意義即使用”理解為口號，理解為維特根斯坦對“意義”的定義，以為只要把“意義”都改寫為“使用”，語言意義問題就解決了，那就太輕易了。“意謂”和“使用”都是一些提示詞，所需關心的是這些名號下的內容。

　　“使用”這個概念的一個缺點，在于它太寬泛，奧斯汀后來說到使用和意義一樣寬泛含混，“已經變得經常遭人嘲笑”。所謂寬泛，最重要的在于沒有標識出使用符號和使用其他東西的差別，就是說，沒有突出“意義”。把語言視作工具，古已有之，也是初級反省容易達到的結論，然而，哲學家，包括早期維特根斯坦自己在內，傾向于被另一條初級反省的思路引導，把語言視作現實的反映，而這不是沒緣由的。語言不是直接改變現實的工具，而是述說現實的、理解現實的工具。語言是一種特殊的工具，使用語言是一種特殊的使用。我們可以比較一下用一個瓶蓋當車和用車將死對方。前一種使用是賦予意義，相當于“看作”，即放到一個特定的規(guī)則系統(tǒng)里，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象棋規(guī)則而不是瓶蓋的模樣。語詞的使用不同于泛泛使用，而是一種規(guī)則轄制的行為，因此有用對用錯之別。維特根斯坦關于規(guī)則的大量討論可以看作是對意義即使用的一個補充。我們可以用一片荷葉來代替語詞，表示“荷葉”、“綠色”等等，也可以用它來蒸米飯，用它來趕蒼蠅。泛泛談論這是三種不同的用處不得要領，頭一種使用和后兩種使用的區(qū)別，遠遠大過第二種使用和第三種使用的區(qū)別。頭一種使用是把荷葉當作符號來使用，就是說，把它當作樣本，使它具有意義。這個關鍵之點，我們下文討論“樣本”時還會談到。

　　另一個問題是使用似乎太多變了：“語言結構是穩(wěn)定的，用法是多變的。因此有理由說，是結構而不是用法決定了一種語言的同一性，規(guī)定了一種語言不同于另一種語言�！辈贿^，上一段已經提示，只要澄清了作為符號的使用是一種特殊的使用，是在一個體系之內的使用，結構和用法之爭就只是強調重點的不同，不一定是重大的義理分歧。索緒爾喜歡用象棋來比語言，維特根斯坦更常用這個比喻，棋子的使用是相當穩(wěn)定少變的。

　　家族相似

　　在維特根斯坦以前，有不少思想家曾反對共相的觀念，主張有些語詞所稱的各個或各種事物并沒有唯一一個共同之處，而是其中的一些和另外一些有些相似之處，另一些又和此外的一些有些相似之處。尼采、詹姆士等都明確闡述過這一思想。不過，直到維特根斯坦明確闡述了家族相似〔Familien？hnlichkeiten，family likenesses〕的觀念，這一觀念才廣為人知。在《藍皮書》里，維特根斯坦注意到“對一般概括的渴求”，并嘗試分析這一渴求的原由。其中第一條就是我們傾向于認為一些事物之所以歸在一個一般語詞之下是因為它們具有某種共同的特征。他舉“游戲”為例，指出種種游戲并沒有一種共同的特征，而是形成了一個家族，這個家族的成員具有某些家族相似之處�！耙粋�家族的有些成員有一樣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樣的眉毛，還有一些有一樣的步態(tài)；這些相似之處重疊交叉�！� 與此相似，一個概念之下的各種現象A、B、C、D并不具有唯一一種或一組共同性質，而是A相似于B，B相似于C，C相似于D，等等�！墩軐W研究》也用大量篇幅探討“家族相似”這個概念及與之相關的問題。他設想他的論敵詰難他說：“你談到了各種可能的語言游戲，但一直沒有說，什么是語言游戲的、亦即語言的本質。什么是所有這些活動的共同之處？……涉及句子和語言的普遍形式的那部分。”維特根斯坦回答說：

　　我無意提出所有我們稱為語言的東西的共同之處何在，我說的倒是：我們根本不是因為這些現象有一個共同點而用同一個詞來稱謂所有這些現象，棗不過它們通過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親緣關系。由于這一親緣關系，或由于這些親緣關系，我們才能把它們都稱為“語言”。〔第65節(jié)〕

　　維特根斯坦自己明確列為家族相似性質的概念 有游戲、數、詞、句子、語言、讀、引導等等，他對其中有些概念的家族相似性質作了相當詳盡的研究。另外一些提法似乎暗示他認為一切概念-甚至包括專名-都具有家族相似的性質。有些洞見，雖然新，卻不是靠奇巧怪異吸引人，平平正正把道理說出來，就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凹易逑嗨啤备拍罹蛯儆谶@類并不大常見的洞見。R.Fogelin稱家族相似概念是人們對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中“討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 .從糾錯的角度講，家族相似概念猛烈地沖擊了傳統(tǒng)的共相觀念。Renford Bambrough相信這個概念已經“解決了通常所謂的‘共相問題’”，雖然他很知道這話是輕易說不得的。

　　家族相似概念直接針對的是共相概念。共相是哲學史上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單從這一點說，家族相似概念就十分重要。共相概念不是哲學家編造出來的，對語詞或概念的初級反思很容易自動導向共相概念。哲學中的大量討論是針對哲學史上既有理論的，但若這種理論不是日常反思的自動傾向，只是某個哲學家的想入非非，反復辯駁就會味同嚼蠟，最客氣可以說，只有學術意義。不過，我倒不認為維特根斯坦已經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共相問題，毋寧說，他開啟了一個極富成果的思考路線，研究者已經沿著這條思路得出了很多有意趣的結果，例如，傳統(tǒng)的共相觀主張，一個范疇對屬于該范疇的所有成員都是平均無差別的，而近來的研究者指出，有些典型的所謂共相概念，如“鳥”，實際上對各種鳥也不是無差別的，喜鵲、老鷹是典型的鳥，鴨子、鴕鳥、企鵝則是非典型的鳥。

　　在維特根斯坦那里，有些概念是家族相似概念抑或所有概念都是家族相似概念？這一點不大清楚。有論者提出，即使我們承認有些概念所指稱的所有對象并沒有一個共同性質，但至少我們得承認有另外有一些概念，它們所指稱的對象是有共同性質的。所有的人大概都有某種或某些共同屬性，直立、兩足、無毛，這些屬性之和是任何非人的動物或事物所不具有的。我想，維特根斯坦不可能否認某些個體之間具有共同的性質，但問題的深意是：我們真是依據這種共同性質來理解人這個概念的嗎？據我看，當然不是。我們?yōu)槭挛锖同F象歸類，特別是我們形成概念，依據的不是“某些事物具有共同性質”。

　　更進一步的考慮則是，家族相似性質的概念一般都是上層概念，歸屬于這個概念之下的各類現象也許沒有一個共同的性質，但這些子類所含的現象卻可能具有共同的性質。例如，即使承認屬于數這個概念的基數、有理數、無理數、復數等等并不具有貫穿它們全體的共同性質，但所有基數或所有有理數卻具有某種共同的性質。那么，家族相似概念內部子類可以界限分明，而且，如果是這樣，這個概念整體的界限也就必然是分明的。

　　很多家族相似概念展現出模糊性，但模糊性不是一個家族相似概念必須具有的。重要的不在于家族相似概念是不是具有模糊的內容或模糊的整體界限，而在于這個界限是敞開的；例如“數”現在有著明確的外延，但這個概念將來會取什么樣的外延卻完全不是定義所處理的問題。

　　家族相似概念還有另外一些不大清楚之處。一個常被提到的疑點是維特根斯坦似乎把“摩西”這樣的專名也說成是家族相似性質的概念，摩西既指 “那個帶領以色列人走過荒漠的人”，又指“那個童年時被法老的女兒從尼羅河救出的人”〔第79節(jié)〕。然而，這些都是互相獨立的描述，它們之間沒有什么概念性的聯系，因此完全不適合用家族相似來解說。在專名章我將表明，維特根斯坦在這里混淆了概念與專名。這里出現的也許是一個不經意間的失誤，但是會引起嚴重的誤導。

　　“家族相似”這個概念有一個更嚴重的困難。一個概念之下有各種現象A、B、C、D等等，A相似于B，B相似于C，C相似于D，等等。但是，我們應該很容易找到一些現象E，它們又和D相似；接著又找到一些現象F和E相似。這樣相似下去，天下所有現象豈不都要收進同一個家族？事實上我們卻有著形形色色的概念而不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一統(tǒng)概念。這一困難提示，雖然家族相似概念對傳統(tǒng)共相有威力巨大的批判作用，并為進一步探討概念結構打開了大門，但由于這一提法沒有注重概念自身的結構，所以它還不足以說明概念的本性。我們將在概念結構一節(jié)繼續(xù)這一話題。

　　實指與樣本

　　維特根斯坦把意義和使用聯系在一起考慮，也把語詞的意義和學習語詞的過程聯系在一起考慮。學習語詞的首要方式也許是指物識字。奧古斯丁《懺悔錄》中有一段話從常識的眼光描述了指物識字的過程：

　　聽到別人指涉一件東西，或看到別人隨著某一種聲音做某一種動作，我便有所覺察：我記住了這東西叫什么，要指那件東西時，就發(fā)出那種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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