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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水利巨石的發(fā)現和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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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南陽 漢代 文字石刻 水利
論文摘要:南陽作為漢代的名邑,為我們今天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石刻。2003年南陽鄧州漢代水利巨石的發(fā)現豐富了南陽漢代石刻文字的研究。本文通過對這批文字石刻的考釋、研究,旨在讓人們更多的了解南陽漢代的文化,從而全面的認識南陽。
一 前言
兩漢時期,南陽經濟發(fā)達、文化事業(yè)繁榮,在政治上又有著特殊的地位,使南陽成為當時與洛陽、臨淄、邯鄲、成都齊名的名邑之一。今天我們從地下發(fā)掘出來的大量文物進一步印證了這一說法。在南陽出土的漢代文物中,數量最大,也最受人們關注的是漢畫像石、漢畫像磚,其次就是漢代石刻文字。
在南陽出土的石刻文字中,有歌功頌德的,有標明墓室情況的等等,但關于南陽漢代水利方面的石刻文字,幾乎沒有發(fā)現,僅在漢書中有一處記載,漢書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増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余。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爭�！标P于此石,其它史志均無記載。石早佚,不可考。但是我們從文中所說可知,刻石的內容是為了百姓的合理、平均用水而制定的一些規(guī)章制度。無獨有偶,2003年我們有了新的發(fā)現,在南陽鄧州我們發(fā)現了一批漢代水利巨石。
二 南陽漢代水利巨石的發(fā)現及考釋
2003年5月在鄧州元莊鄉(xiāng)曾莊村肖灣組趙河南岸拐角漫灘地發(fā)現了99塊刻有文字的水利巨石,是該鄉(xiāng)村民在平整廢棄的磚瓦廠時偶然發(fā)現的。這批石頭除刻有“虞少文石”一塊石頭留存于鄧州花洲書院外,其余帶有文字的石頭都存于南陽市臥龍崗漢畫館內。(圖附后)
從這批石頭外觀來看,基本上都是長方體,表面粗糙不平,看樣子是經過簡單的處理之后便被刻上了名字,并且有的石頭鑿有鉚口(如圖三)。從完整的石頭來看,除了一塊特殊的石頭和殘磚外,基本上每塊長約140厘米,寬約50厘米,并且每塊上面都用隸書刻一人名,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 “何吳石”、“何武”、“許陽”、“蘇文遼”、“龐君髙”、“魯孟山”等。
在這批出土的石頭中,有一塊殘磚和一塊石頭比較特殊。殘磚(圖一),長約19厘米,寬約14厘米,上部稍殘,豎刻隸書兩行:左邊為“石渠下部”,右邊為“艸基石文甫”。石頭(圖二),長約100厘米,寬約15厘米,豎刻一行隸書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由此可知圖一、圖四文字內容是完全一樣的。從“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的含義來看,應該是對上面這批石頭用途的一個簡單說明。
我們先來看看“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這九個字,《南陽晚報》及《鄧州文化》一書將其讀為“石渠下部”、“基石文甫”,其中一字未釋出來,他們可能認為“艸”不是一個字,蓋誤也。我們來看圖一,“基”字上面有“艸”,此時認為“艸”不是一字,在情理之中。我們再來看圖四,在“部”和“基”之間也有一個“艸”,兩個銘文都有“艸”,看來這不是偶然的寫錯或者誤筆,“艸”應該是一個字。在南陽出土的漢碑《張景碑》中有一“草”字,和我們這里提到的“艸”的寫法一樣。在漢代的隸書中“艸”同我們今天的“草”字。《說文》:“艸,百艸也,從二艸�！比绻础墩f文》中的意義來解釋銘文的含義,顯然說不通�！捌H”還有粗糙之意,《史記》:“秦王之國危于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余,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索隱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為粗食草菜之饌具也。”)《元史》中曰:“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余”。 這兩個例子中“草”都有粗糙之意。筆者親眼目睹了這批巨石,這批石頭雖然是方形,只是經過簡單的加工,表面粗略,高低不平。我們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艸”應為粗糙之意。
我們再來看看整句銘文怎么斷句,應該有兩種斷法,一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一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我們看這批石頭每塊上都刻有一名字,并且很多名字后面都刻“石”字,如“虞少文石”、“云伯山石”、“何吳石”、“宋少平石”,所以此句應讀為“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所以筆者認為后者的讀法是正確的�！笆虏科H基石,文甫”這句話有兩個含義:一是指明這批石頭的用途,是用于石渠下部的基石;二是“石渠下部艸基石”這六個字是由“文甫”這個人寫的。
在圖一、圖二兩個銘文中,字的結構和精神基本相同,應該都是由“文甫”一人所寫,圖一應為草稿,圖二才是正規(guī)的銘文。此銘文字體結構方正、寬博,略帶隸意,我們從中看出“文甫”應該是一個書寫水平較高的人。
根據這批石頭出土于鄧州元莊鄉(xiāng)趙河漫灘,及上面對銘文“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的分析來看,這批石頭應該是與水利有關。這批石頭雖然沒有確切的時間紀元,但我們從石刻文字的氣象、造形特點和運筆方法上看,應該屬于東漢后期的。在這批石刻文字中,“何武”之名與漢書同,但與漢書所載何武不涉。漢書卷八十六列傳第五十六有何武,字君公,蜀都郫縣人,一生歷經漢宣帝、哀帝兩朝,此兩帝時期皆為前漢,故何武應為西漢人,而石刻銘文中所涉及的何武應為東漢人。
我們知道南陽漢代的冶鐵業(yè)相當發(fā)達,因此為大規(guī)模興修水利提供了得心應手的鐵制工具,使?jié)h代南陽的水利工程建設卓有成效。漢代南陽興建的水利工程比比皆是,主要有鉗盧陂、三郎堰、鄭渠堰、召父渠、六門堰、樊氏陂、鄧氏陂、新野陂等。其中在鄧州境內尤多,有鉗盧陂、三郎堰、召父渠等,這些水利工程為漢代鄧州農業(yè)的豐收提供了保障。今天鄧州好多村莊的名字都是以“渠”、“陂”、“堰”來命名,這也說明水利工程在鄧州的興盛。
這批水利巨石是在鄧州古六門堰遺址范圍內發(fā)現的。六門堰,又稱“六門石碣”或稱“六門陂”,又稱“穰西石碣”。西漢時,召信臣任南陽太守時修建,繼召信臣遺業(yè),東漢杜詩為南陽太守時,復修六門堰,之后不斷的復修�！稘h書·溝洫志》有關于六門堰的記載,但不夠詳細。按駱立群《鄧州古代史考》中所說,單就六門堰下屬水渠陂堰就有三十個之多,灌溉著穰、新野、昆陽三縣。后漢末,由于兵亂,工程全毀。
關于這一大批石頭,沒有文獻記載,我們只能根據出土的銘文“石渠下部艸基石,文甫”,斷定它是關于水渠的。那么,為什么每一塊石頭上都刻有人名呢?他們?yōu)槭裁床话阉械拿挚淘谕粔K石頭上。在漢代,象這種集體勞動,通常會將所有人的名字鐫刻在同一塊石頭上。我們再看看這批石頭上鐫刻的文字,形態(tài)各異,差別甚大,非出自一人之手。筆者推測,當時人們?yōu)榱斯喔绒r田而修建水渠,每家每戶捐出來一塊石頭,然后刻上戶主的名字。然而,像這種大規(guī)模的文字石刻和這種石刻形制,在中國出土的漢代碑刻中尚屬首例,它是否就是當時的一種文化制度,是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的。
從這些石刻文字整體來看,應該屬于東漢后期民間的通俗隸書,雖然是隸書,但是里面蘊含著楷書的因素,這些文字應和南陽出土的《許阿瞿畫像石題記》所刻的年代大致相同。在這些石刻文字中,還有一個普遍的現象,大部分的名字第一個字刻寫都很大,第二字或第三字相對較小,這是不是當時民間的一種書寫習慣或者是有其它的原因。在這些石刻文字當中,如“何武”(圖四)、“何吳石”(圖六)、“蘇文遼”(圖十)、“龐君高”(圖五)等字,結體寬博,波磔分明,隸書的味道比較濃,書法風格類似于《石門頌》之類的摩崖石刻。從這幾個名字的書寫來看,書者應該屬于書寫水平比較高的人。 如“云伯山石”(圖八)、“西門廿二淳”(圖七)、“魯孟山”、“陳雎”等字,幾乎看不到了隸書的波磔特征,基本上已成了楷書的體勢,只是還略帶點隸書的余韻。
在這些石刻文字中,還有幾個特殊的。如“西門廿二淳”(圖七),“西門”應該是姓,像“廿二”這種數字,在過去的人名中也經常出現,如“席廿二妻方氏”、 “賈廿二郎”, 也就是說“西門廿二淳”就是一個人名�！霸撇绞�(圖八)、“由孟闓”這兩個名字的姓氏在鄧州現存的姓氏中是沒有的,這兩個姓氏的發(fā)現無疑對我們研究鄧州古代的姓氏文化提供了新的線索。我們再來看“竇建”(圖十一)這個名字,這兩個字應該是這批石刻文字中最有情趣的。“竇”字為什么寫這么長,好像三個字組成,當時作者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心理狀態(tài)呢?是不是作者當時正思索著修水渠的事,或者正和人談話分神而造成的呢?或者說書者是一個書寫水平低的人。
三 結論
對這批石刻文字的考釋,不但對我們研究漢代水利工程、中國水利史有一定參考價值,而且也為研究漢隸的楷化提供了更有力的實物資料。
參 考 文 獻
[1] 班固撰顏師古注《前漢書·循吏傳》四庫全書 卷八十九
[2] 漢 許慎撰宋 徐鉉校訂《說文解字》中華書局 2003年版 15頁
[3] 司馬遷撰 裴骃集解 司馬貞索隱 張守節(jié)正義《史記·范雎列傳》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卷七十九
[4] 明 宋濂等修《宋史·河渠志》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卷六十六
[5] 《大清一統(tǒng)志》四庫全書電子版 卷二百三十三
[6] 宋 周密撰《武林舊事》四庫全書電子版 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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