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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封建社會的財政詮釋
中國封建社會的財政詮釋 [關鍵詞]“貪貨”;食貨志;封建財政
[摘 要]東漢初年.比較完整地表述財政內涵和外延的財政概念—“食貨”已經(jīng)確立,并在以后的1900余年中不斷發(fā)展和完善。“食貨”研究的對柬是我國封建社會國與民相互之間的經(jīng)濟活動及與此有關的政策、制度、措施等.從而體現(xiàn)著我國封建社會國與民相互之間的經(jīng)濟利益分配關系;“食貨”研究的范圍涵蓋了我國封建社會國家處理這些關系的理論與實踐。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6198(2003)05—0084—07
[收稿日期]32003—04—04
[作者簡介]孫文學(1943—),男,遼寧錦州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財政思想與財政制度史研究。
自東漢班固在《漢書·食貨志》中創(chuàng)意“食貨”一詞以后,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雖然財政范疇數(shù)以百計,諸如“歲入”、“歲出”、“國用”、“國計”、“賦”、“貨賄”、“財貨”、“度支”等等,但比較系統(tǒng)、全面、科學地反映國家財政發(fā)展規(guī)律的,仍然只有“食貨”一詞,所以我們稱“食貨”一詞是我國封建社會的財政概念,這一概念曾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枷爰搖⒗礪奐搖⑹費Ъ頤撬惴翰捎謾H歡�，奏y騫廡髂曇浯尤氈靜襖礎安普幣淮室院�，“食货￠]庖徊普拍罨蛘弒患蕓�，成为了“财政经济的统称”Q蛘弒煥?BR> 大了內涵和外延,成為了“社會經(jīng)濟”的術語。①近年來,更有人說我國古代對財和政是分開使用的,而且最早地使用生財、財富、國用、利益分配等概念。筆者認為,這種架空或擴大“食貨”概念的論斷.有違班固的原意,而關于我國古代財與政分開使用的說法,就離譜更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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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世紀30年代的《食貨》雜志中,刊發(fā)了許多非財政內容的社會經(jīng)濟性文章,這表明《食貨》雜志的編輯人員已將《食貨》定格在“社會經(jīng)濟”范疇之中,而1986年版《辭海》“食貨志”條.也解釋為“社會經(jīng)濟史的篇名”,同樣將“食貨”定格在“社會經(jīng)濟”范疇之中。
一、“食貨”正義
“食貨”一詞始見于班固的《漢書·食貨志》。班固在開篇之首,便開宗明義地寫道:“《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渭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边@里所說的《洪范八政》,出自《尚書》�！渡袝肥亲肥錾瞎艜r代政治經(jīng)濟制度的政書,《洪范八政》是《尚書·周書》中的一篇,記述了西周時代統(tǒng)治階級治理國政的八項原則,這八項原則是:“一曰食,二曰貨,二曰祀,四曰司空,五日司徒,六日司寇,七日賓.八曰師。”因為當時是以農立國,這八項原則主要是為了發(fā)展農業(yè)生產(chǎn),所以又稱“農用八政”。班固在撰寫《漢書·食貨志》時,采用了這八政中最主要的前兩政,即食與貨。從而構建了“食貨”一詞。因此可以說,班固是“食貨”一詞的始作俑者,此后各代史家所述“食貨”,皆源于此。
班固構建了“食貨”一詞,同時也構建了“食貨”概念�！笆池洝钡膶嵺`活動大約在公元前2l世紀的虞、夏之時已經(jīng)開始了。至西周時期,為了維護和鞏固國家的統(tǒng)治,支持國家政權的經(jīng)濟活動,即“食貨”活動日益頻繁,與“食貨”相關的范疇逐漸增多,諸如貢、助、徹、賦(軍賦)、稅等;與“食貨”相關的政策、制度也已初步確立,諸如土地制度如井田制、收入制度如以九賦斂財賄和稅制稅率(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有什一而稅等)、支出制度如九式均節(jié)財用(九種支出模式)等,有關“食貨”的管理制度如量人為出、節(jié)用等。同時也出現(xiàn)了與“食貨”相關的初級的理論,如節(jié)用的理論、均賦薄斂的理論、量入為出的理論等,并設立了與“食貨”相關的官職,如西周的天官冢宰、地官司徒等,不具載。所以,司馬遷說:“自虞、夏時,貢賦備矣�！盵1]然而。這個階段政治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速度十分緩慢,科學文化的發(fā)展也還處于初始階段,盡管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鐘鼎文、甲骨文,但尚未普及,所以與“食貨”有關的活動、范疇、制度、理論等,還僅僅流于口頭傳說,雖然這些傳說都有史實佐證,卻無法形成統(tǒng)一的為世人所共同接受的概念,至于財貨、貨賄、國計、貢賦、國用、稅之類,只不過是比較簡單的個別范疇,不能稱之為概念。
至春秋戰(zhàn)國時期,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都有了很大發(fā)展,科學文化有了長足進步,“食貨”活動、“食貨”范疇、“食貨”制度、“食貨”理論等已由口頭流傳發(fā)展成為竹簡傳承,前代口頭流傳的傳說,大多被記錄了下來,《周易》、《周禮》、《尚書》、《禮記》、《詩經(jīng)》等經(jīng)典文獻大都是在這一時期被整理記錄流傳下來的,這些文獻均有關于“食貨”活動的內容,其中《周禮》對“食貨”管理機構、“食貨”制度和“食貨”理論的記述尤其全面,所以王安石說“一部周禮,半部理財”[2],確有道理。當時各諸侯國為稱霸,相繼進行了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改革,而“食貨”制度、“食貨”理論等方面的改革均成為該階段政治經(jīng)濟改革的重要內容。在改革的大潮中,也造就了大量的政治家、思想家、理論家,他們不僅對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變革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且對推動“食貨”活動、“食貨”范疇、“食貨”制度、“食貨”理論的發(fā)展也敞出了突出的貢獻,并對后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個階段的“食貨”制度,在農業(yè)稅方面的有初稅畝、相地衰征等;在工商業(yè)稅方面的有關市之征、官山府海(鹽鐵專賣)等;在“食貨”范疇上,有稅收、國賦等;在“食貨”理論方面,內容更為豐富,有儒家學派的理論,如“足君先足民”、“輕賦薄斂”等,有法家學派的理論,如“相地衰征”、“官山�！钡�,有道家學派的理論,如“無為而治”、“損有余補不足”等,有墨子“兼愛非攻”、“節(jié)用”及荀子“開源節(jié)流”、“裕民減賦”的理論,等等。然而盡管這個階段“食貨”活動比較活躍。“食貨”制度變革頻繁,“食貨”理論豐富多彩,但仍未能概括出為世人所共同接受的統(tǒng)一的“食貨”概念。
迨秦以后.經(jīng)西漢.到東漢初年,國家“食貨”與皇室“食貨”逐步分離,分設職官管理,分設倉庫緒藏,收支項目也各有不同,“食貨”制度更加規(guī)范,如田賦制度、人頭稅制度、徭役制度、商稅制度、鹽鐵專賣制度、官俸制度、上計制度(相當于預決算制度)等,并制定了有關的“食貨”法令法規(guī),“食貨”范疇大大增加.此時的“食貨”范疇,有田賦、人頭稅(口賦、算賦)、役(包括更賦)、算緡錢、算商車、屯田、俸祿、均輸、平準、五均、六筦等,“食貨”理論也趨于完善,晁錯的《論貴粟疏》、劉安的《淮南子》、桓譚的《鹽鐵論》、司馬遷的《史記·平準書》等.都有有關“食貨”經(jīng)濟方面的論述,尤其是《史記·平準書》,所述基本涵蓋了“食貨”的外延。然而由于當時經(jīng)濟、政治的發(fā)展仍未達到一定水平,特別是“食貨”理論的發(fā)展仍未達到可以抽象出“食貨”概念的程度,所以這個階段人們對“食貨”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對個別“食貨”范疇的認識上,而未能上升到“食貨”概念階段。然而。這個階段統(tǒng)一的政治制度、統(tǒng)一的經(jīng)濟制度、統(tǒng)一的”食貨”制度,以及豐富的”食貨”理論,都為“食貨”概念的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約在公元1世紀,班固在前代的政治、經(jīng)濟、“食貨”發(fā)展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史記·平準書》的基礎上寫出了千古不朽的史著名篇《漢書·食貨志》。這時“食貨”這一概念才以《洪范八政》為內涵,以《史記·平準書》所述范圍為外延,確立了起來。
那么,班固創(chuàng)意“食貨”這一概念的本來意義是什么?他在說明“食貨”概念時,列舉了大量上古時運用“食貨”政策而使天下得以治理的事例。他說神農氏時,教民種田,組織市場交易,使百姓“食足貨通,然后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后直至堯、舜,都是將率領百姓擺脫饑餓作為首要的政務,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懋遷有無,才使天下得以治理,百姓安居樂業(yè);商、周二代之所以興盛,也是以安民作為國政之首的。在總結了歷史的經(jīng)驗之后,班固說:“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yǎng)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薄柏敗笔鞘匙阖浲ǖ慕Y果,是治國安民之本,食與貨又是治理國“政”之首。班固在闡述他作《食貨志》的意圖時,又進一步強調指出:“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懋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榷古今,監(jiān)世盈虛,述食貨志�！盵3]意思是說,“食貨”涉及國計民生,記述“食貨”政策、制度的得失,旨在使后人吸取經(jīng)驗教訓�！逗榉栋苏肥侵螄裁裰�,食與貨又是八政之首,加之班固對“食貨”的一系列說明,我們不難得出這洋的結論:班固所說的”食貨”,不是尋常百性自身的衣食住行問題,而是指國家為治理國政而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經(jīng)濟活動及采取的經(jīng)濟措施。如果這一結論是正確的,那么“食貨”一詞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名詞,而是具有特定含義的專業(yè)概念,并且具有特定的內涵(或稱質的規(guī)定性)。這已與現(xiàn)代財政的內涵(或稱質的規(guī)定性)十分接近,只是由于當時的經(jīng)濟、政治活動還比較單純,所以“食貨”所體現(xiàn)的內容也比較簡略。
班固創(chuàng)意的“食貨”一詞不僅具有特定的內涵,而且具有特定的外延,或者說有其特定的范圍�！妒池浿尽肥怯涊d“食貨”史實的文獻,《食貨志》所記載的內容,無疑就是“食貨”的外延或范圍。 中國封建社會的財政詮釋《漢書·食貨志》分為上、下兩篇,上篇為食,下篇為貨,均以編年體、按時間順序敘述。其中“食”篇包括土地制度、戶口制度、勸課農桑之法、田租、徭役、賣官向爵、屯田、官俸、賞賜、皇室費用、預算制度(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等;在“貨”的方面,包括軍餉、商稅、財產(chǎn)稅(算緡錢、算商車等)、治理水患、鹽鐵專賣、鑄錢、賑濟、借貸、五均、六筦等等;在經(jīng)濟措施方面,涉及到了均輸、平準、會計、漕運、常平等等�！稘h書·食貨志》不僅敘述了當時的實踐活動,包括國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實行的各項制度,而且介紹了對某一問題的理論認識.例如賈誼的“論積貯”及“反對官鑄銅錢”的觀點、晁錯的“論貴粟疏”中的觀點。從《漢書·食貨志》所記述的史實中可以看出,這幾十項內容無一不與國家發(fā)生著直接聯(lián)系。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稘h書·食貨志》已經(jīng)規(guī)范了“食貨”研究的對象與范圍,即以國家為主體的客觀的經(jīng)濟活動和以最高統(tǒng)治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調整和處理國與民、君與民之間經(jīng)濟利益關系的主觀的經(jīng)濟政策、制度和措施,以及實現(xiàn)這些經(jīng)濟政策、制度、措施的理論與實踐。
二、“食貨”概念的認同
首先,“食貨”這一概念經(jīng)受住了時間的考驗�！稘h書·食貨志》問世以后,直到清朝末年,在這1900余年中,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形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財政的范圍隨之不斷地擴大,內容也越來越豐富,但始終未突破《漢書·食貨志》所規(guī)范的“食貨”對象與范圍,始終未突破《漢書·食貨志》所構筑的“食貨”框架或模式。從政治上看,東漢之后,歷經(jīng)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興亡盛衰,合分治亂,然而,總的趨勢是封建統(tǒng)治不斷強化,國家職能不斷擴充,封建社會由盛轉衰,到1840年,中國社會跌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從經(jīng)濟上看,東漢之后,不僅農業(yè)有很大發(fā)展,工商業(yè)也有長足進步,對外貿易空前發(fā)展,經(jīng)濟區(qū)域進一步擴大,經(jīng)濟門類不斷增加,到明中期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從財政上看,自東漢以后,隨著封建政治的強比、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科學文化的進步,財政活動也更加活躍,財政收支數(shù)額急劇膨帳,財政范疇不斷增加,財政制度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革。其中田賦制度變動最為頻繁,三國時期曹操將漢代實行的按田征租、按入征賦(口、算賦)的租賦制,改變?yōu)榘刺镎髯�、按戶征調的租調制。兩晉時,又改為占田制下的課田制。北魏至唐初又實行了均田下的租調制。唐初至唐中期(780)實行租庸調制.唐中期以后,又以兩稅法代替了租庸調制。宋朝的田賦制度雖仍然實行兩稅法,但又有支移、折變、和買。元朝的田賦制度.有科差,有稅糧,而其稱謂南北各異.明朝前期實行兩稅法,中期神宗以后,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明后期更有田賦加派。清雍正初年實行了攤丁入地制度。工商稅,從隋朝開皇三年后陸續(xù)罷除,直至唐中期,似無商脫之征,而兩稅法實行以后,工商稅逐漸繁雜,如借商、稅間架等,皆前代所無,特別是五代十國期間,雜稅層出不窮。甚至稅及白骨,由于對外貿易的發(fā)展.海關稅制度(市舶制度)開始出現(xiàn),并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宋元時期,承襲五代之弊,雜稅繁冗.經(jīng)制錢、總制錢,亦前朝所未聞,明朝有鹽課、茶課、礦課、酒醋課,商稅中有工關稅、鈔關稅、市舶、商舶、貢舶等;財政支出中,有軍餉、官俸、治水、皇室費用等;財政范疇更加擴大,這個階段,不僅有前代的國用、財計、歲入、歲出、租稅等,還有理財、理國之財、理民之財、度支等新出現(xiàn)的財政范疇。1840年以后,隨著中國財政的殖民地化,增加了賠款、外債、距海關五十里內常關稅、關余、鹽余等殖民地性質的財政收支項目,財政制度出現(xiàn)了殖民地性質的協(xié)定關稅制度、稅務司制度和為了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而開征的厘金制度等。這一階段的財政范疇林林總總,不勝枚舉,但能夠全面概括這些范疇的,仍然是“食貨”。
隨著財政范疇的擴展,“食貨”所涵蓋的內容也更豐富,從歷代《食貨志》所記載的內容就可說明這一點。如《新唐書·食貨志》分五個部分,前三部分敘述食,包括田制、戶口制度、田賦制度、徭役制度、漕運制度、屯田制度、商稅制度等;后二部分敘述貨,包括鹽法、茶法、各色礦課、鑄錢、官俸等。《宋史·食貨志》更為詳細,其份量之重,超過《新唐書·食貨志》七倍。《宋史·食貨志》)分上下兩篇。上篇為食,分六個部分。包括田制、賦稅、調與漕運、屯田與常平倉、徭役、賑恤等項;下篇為貨,分八個部分,包括會計與統(tǒng)計、錢幣、紙幣與鹽法、茶法、酒稅、坑冶、商稅、市易、均輸、關稅(互市舶法)等。清康熙年間所編纂的《明史·食貨志》有六個部分,前三部分為食。包括戶口、田制、賦役、漕運、倉庫;后三部分為貨,包括鹽法、茶法、錢鈔、坑冶、商稅、市舶、馬市、上供采造、采木、養(yǎng)珠、織造、燒造、俸餉、會計等。
其次,“食貨”這一概念得到了歷代廣大學者的認同。自東漢班固以后,中國古代的先賢們對“食貨”的論述,便不絕于史。唐魏征說:“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圣王割廬井以業(yè)之,通財貨以富之�！盵4]南宋的鄭樵指出:“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盵5]元朝蔑兒吉歹·脫脫主持編修的《宋史·食貨志》說:“昔武王克商,訪箕子以治道,箕子為之陳洪范九疇。五行五事之次,即曰‘農用八政’。八政之目,即以食貨為先。五行,天道也;五事,人道也。天人之道治,而國家之政興焉。是故食貨而下,五卿之職備舉于是矣:宗伯掌邦禮,祀必有食貨而后儀物備;賓必有食貨而委積豐;司空掌邦土,民必有食貨而后可莫于厥居;司徒掌邦教,民必有食貨而后可興于禮義;司寇掌邦禁,民必有食貨而后可遠于刑罰;司馬掌邦政,兵必有食貨而后可用于征戍。其曰‘農用八政’,農,食貨之本也。唐杜佑作《通典》,首食貨而先田制,其能推‘洪范八政’之意歟。”[6]《金史·食貨志》指出:“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盵7]《元史·食貨志》也指出:“洪范八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yǎng)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國無食貨則無以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于民,亦未嘗過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為出而已。”[8]此外,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也有類似的論述,例如南宋葉適曾說:“財者,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盵9]明朝的丘浚曾說:“何以聚人,曰財,……所謂財者,谷與貨而已。谷所以資民食,貨所以資民用,有食有用,則民有以為生養(yǎng)之具,而聚居托處以相安矣�！盵10]
十分明顯,在封建社會,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像“食貨”那樣全面完整地概括財政的內涵和外延,也沒有任何一個概念像“食貨”那樣縱貫整個封建社會的各個時代。因而“食貨”作為財政概念已被這個時代的統(tǒng)治者和學者所廣泛接受,而且他們對“食貨”的論述一代比一代深刻、全面、系統(tǒng)。
三、“食貨”的運用
(一)運用“食貨”工具,保證國家職能的實現(xiàn)。我國封建社會的國家一直實行著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在這一制度下,于財政方面,一般都實行統(tǒng)收統(tǒng)支的體制,即國家運用“食貨”中的各種范疇由地方州、郡、縣征調賦、稅和徭役等,集中起來統(tǒng)一上繳中央,中央再根據(jù)各地的實際需要分別撥付給地方;有時則將地方征收所得,根據(jù)年初中央與地方的約定數(shù)(或稱預算)留歸地方,余額上繳中央。這些租稅、徭役收入按國家的規(guī)定,一部分納入皇室倉庫,以供皇室之用,形成皇室支出;一部分納入國家倉庫,以保證國家機器的運轉,實現(xiàn)國家的職能,形成國家支出。在我國封建社會,國家支出的大宗是軍事支出和官俸支出.此外還有一定數(shù)量的賑濟救荒、興修水利、工程建筑、修橋筑路等等,另外也有一部分政策性的支出,如為促進農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激勵將士為國立功等而實施蠲免、獎勵、賞賜等項支出等。所有這些收入和支出,最終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封建統(tǒng)治。有關的收入和支出的政策、制度、方法、項目和數(shù)量,以及各種不同意見、實施效果等。在歷代正史“食貨志”中都有或詳或略的記載。而在《宋史·食貨志》、《明史·食貨志》、《清史稿·食貨志》中都專設“會計”一節(jié),集中敘述該朝代的各項收入、支出情況。
(二)運用“食貨”手段,調整國與民、君與民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封建統(tǒng)治集團為了鞏固其政權都曾以降低稅率、減輕徭役負擔等“食貨”手段來緩和階級矛盾,以圖達到其長久統(tǒng)治的目的.諸如此類的情況,在各代正史《食貨志》中記載頗洋。僅以《漢書·食貨志》為例,漢高祖劉邦曾“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元帝時,聽取諸儒的意見.“罷除鹽鐵官及北假官田、常平倉”,不與民爭利,同時“又罷建章、甘泉宮衛(wèi)、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wèi)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谷販貸窮乏�！盵11]漢武帝時,北伐匈奴,匈奴人投降數(shù)萬人,官府無力供給,于是“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此后,又有山東(華山以東)遭遇洪水襲擊,百姓饑貧,“于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shù)歲,貸與產(chǎn)業(yè),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12]。以上所引,只是《漢書·食貨志》中敘述的幾件事。由此可見,在西漢時,統(tǒng)治階級已經(jīng)嫻熟地掌握了運用“食貨”調整國與民、君與民之間利益分配關系的手段,用以緩和階級矛盾,鞏固統(tǒng)治政權。
(三)運用“食貨”措施;調節(jié)各部門的生產(chǎn)結構及不同部門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我國封建社會的生產(chǎn)部門主要是農、工、商三大生產(chǎn)部門,在一般情況下,國家都實施重農抑商的政策,而運用“食貨”杠桿實施這一政策是當時最常見的辦法。仍以《漢書·食貨志》為例,漢初,實行輕田租政策既是調整國與民、君與民的關系的政策,也是重農政策的體現(xiàn);此外如“文帝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13],也屬重農政策之一。漢朝對工商業(yè)的政策前后變化很大.例如漢初,實行抑商政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此后,農業(yè)生產(chǎn)逐漸恢復和發(fā)展,所以“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從而調整農、工、商之間的經(jīng)濟結構,即在農業(yè)發(fā)展的同時,也放寬對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漢武帝時,由于北擊匈奴,致使國庫空虛,農民負擔沉重,而商賈“多積貨逐利”,當時的官員建議進行調整,于是又重新開征商賈的財產(chǎn)稅,同時規(guī)定了具體的稅率,商人“率緡錢二千而算一”,手工業(yè)者制造手工業(yè)品并出售而有收入者“率緡錢四千而算一”,還對商人的軺車征二算(一般人的軺車征一算),五丈以上的船征一算,還規(guī)定商人及其家屬不能占有農田,并規(guī)定了嚴厲的懲處辦法。這次調整雖然充實了國家財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工商業(yè)者與農民的經(jīng)濟利益,但由于調整的力度過大,特別是實施告緡令以后,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14],從而影響了工商業(yè)的發(fā)展.
(四)運用“食貨”措施。處理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在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內部也存在著諸多矛盾和斗爭,這種矛盾和斗爭常常表現(xiàn)為以皇帝為代表的國家一方與大地主、大商人為另一方為爭奪財富的矛盾和斗爭。在這種情況下,以皇帝為代表的國家一方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加以解決,但這對大地主、大商人的傷害往往很大,不利于鞏固封建政權的統(tǒng)治。為了不至于失去大地主、大商人的支持。以皇帝為代表的國家往往運用“食貨”措施,處理統(tǒng)治集團內部的矛盾。 中國封建社會的財政詮釋西漢孝惠、高后時期,吳王劉濞以鑄錢致富,“富埒天子”,后來起兵造反;文帝時,大夫鄧通也以鑄錢致富,以致“財過王者”,時有“吳、鄧錢布天下”之稱;還有些“富商賈或墆財役貧,轉轂百數(shù),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他們“冶鐵煮鹽,財或累萬金”,但這些王侯、大夫巨富之后,卻“不佐公家之急”,反而蓄謀造反。對此漢武帝十分惱怒,于是采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實行官鑄銅錢、官營鹽鐵[15],將本應屬于國家的財富重新奪回到國家手里,這實際就是利用“食貨”措施在統(tǒng)治集團內部進行經(jīng)濟利益的再分配。這種情況,在其他朝代電不鮮見,在歷代《食貨志》中均有記載。此外,封建國家還經(jīng)常運用“食貨”政策,開辟財源,增加稅收,平抑物價,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安定社會秩序。例如漢武帝末年,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代田法,還制作耕田工具,命令各級官吏教授百姓耕田的方法,從而浞進了農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宣帝時。聽從耿壽昌的建議,治理漕運,筑長平倉,既平抑了糧價,又保護了農民的生產(chǎn)積極性,也保護了財源,同時解決了京城百官的糧食問題,等等,不一而足。
四、結語
根據(jù)上面的論述,結合歷代《食貨志》的記述,我們不難看出,“食貨”所論,實際上是從國家的立場出發(fā),上及國家,下及百姓的經(jīng)濟活動.換言之,“食貨”不是百姓的私人經(jīng)濟活動的理論與實踐,而是國家經(jīng)濟活動的理論與實踐,是國家(或政權)處理國與民相互之間利益分配關系的經(jīng)濟活動及其政策、制度、措施的理論與實踐。因而“食貨”一詞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社會經(jīng)濟概念,也不是國家財政經(jīng)濟的統(tǒng)稱,而是具有特定含義的財政概念,更是對中國封建社會財政完整、系統(tǒng)的詮釋。至于“我國古代對財和政是分開使用的”說法,恐怕是一個誤解,因為自國家出現(xiàn)以來,國家之財必然體現(xiàn)國家之政,國家之政也不可能缺少國家之財,所以財與政也是不可能分開使用的,這是至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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