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金元時期北方經濟1
試論金元時期北方經濟1 [關鍵詞] 金代 元代 北方 經濟 [提 要] 金元時期北方地區(qū)雖久經戰(zhàn)爭的摧殘,但很快得到恢復。大部分地區(qū)尤其是東部在以往經濟發(fā)達、技術先進基礎上,通過勤奮勞作和改進生產力,頑強發(fā)展,取得豐碩成果,經濟狀況良好。糧食、桑麻、紡織、冶鐵、煤炭、商業(yè)等方面仍呈發(fā)展勢頭,又強化了官營手工業(yè)、畜牧業(yè)等優(yōu)勢特色。金元時期的社會經濟并未隨經濟重心南移而衰落,仍是發(fā)展著的經濟,和平時期也曾繁榮昌盛,某些方面不亞于甚至超過南方。 史學界普遍認為,南宋或更早時期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至東南地區(qū)。我們在此不表異議。但是,關于經濟重心南移問題容易引起認識的誤區(qū),即認為經濟重心南移即是北方經濟的衰落。因而對金元時期的北方經濟先入為主,不再重視,對有關史料或視而不見,或有意忽略甚至做歪曲的解釋。加以金元都是少數(shù)民族政權,往往產生一種偏見,只看到其破壞之處,看不到其建設之處。因此,筆者在研究過北宋北方經濟基礎上,不揣冒昧地延伸至金元,對其經濟狀況予以探討并向史學界討教,以利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深入發(fā)展。 一、各地區(qū)經濟恢復與發(fā)展 1.河北 河北在金代屬于“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的發(fā)達地區(qū)。[i]早在遼末金初,這里的燕京(今北京)就非常繁榮,“戶口安堵,人物豐庶……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僧居佛寺冠于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盵ii]全面發(fā)展的地方經濟,達到了北京歷史上空前的高度。金海陵王貞元元年(1153年)定都于此,改名中都,又進入到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 金代初年的河北中部地區(qū),據(jù)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出使金國的許亢宗親眼所見:“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山之南,地則五谷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例如涿州(今河北涿州)即是“人物富盛,井邑繁庶。”[iii]這一廣大地區(qū)做為燕京經濟發(fā)展的腹地,顯然與燕京的高度繁榮相適應。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南宋使者樓鑰進入河北境內后,發(fā)現(xiàn)“自此州縣有城壁,市井繁盛,大勝河南……自南京(今河南商丘)來,飲食日勝,河北尤佳?芍涿裎镏⒎瘛!辈⑻貏e指出定州新樂縣(今河北新樂東北)“尤繁庶”。[iv]安州(今河北安新)原為宋朝的邊防順安軍,至金朝變成內地后,發(fā)展成為富庶之地。原來作為國防工事的塘泊,得到充分利用,夏季“有菰蒲、菱芡、蓮藕、魚蝦之饒”,秋季水退后,“土壤衍沃,則得禾麻麰,畝收數(shù)種之利!倍摇爸圮嚱惠,水行陸走,無往不通,貿遷有無,可殖厥貨。故人物熙熙,生涯易足,民淳事簡,素號易治。”[v]獻州(今河北獻縣)州城及周圍大部分土地鹽堿化嚴重,“幾不可以種植”,只有東北一帶“有田宜稼,獨異其余,乃沃壤也。”但“去城十里外,膏腴月無月無,連阡接陌,桑蔭障目!盵vi]也即大部分地區(qū)農業(yè)生產狀況良好。冀西北的昌州、撫州(今河北宣化一帶、張北一帶)牧區(qū)也是“素號富實”。[vii]另外一些地方比較落后,如灤州石城(今河北唐山東北)等地“地瘠民貧,所種惟黍稗而已”。[viii]作物單調,品質不高。 河北在金代的發(fā)展,還表現(xiàn)在一些新興城鎮(zhèn)的出現(xiàn)。寶坻縣(今天津寶坻)就是典型例子。此地原是蘆葦叢生的低洼之地,五代后唐設鹽場,入遼后設新倉鎮(zhèn)。至金朝,“居人市易,井肆連絡,闐闐雜沓……加之河渠運漕,通于海嶠,篙師舟子,鼓楫揚帆,懋遷有無,泛歷海岱、青兗之間,雖數(shù)百千里之遠,徼 之便風,亦不浹旬日而可至……其稻粱黍稷、鯯魚蝦鲊,不可勝食也……雖斧斤不入山林,而林木亦不可勝用也。其富商大賈,貨置叢繁……其人煙風物富庶與夫衣食之源,其易如此,而勢均州郡!贝蠖ㄊ荒(1171年),金世宗親臨此地,下令“此新倉鎮(zhèn)人煙繁庶,可改為縣!贝说匾喳}起家,“鹽乃國之寶,取如坻如京之義,命之曰寶坻,列為上縣。”[ix]一個有著雄厚農業(yè)、漁業(yè)、手工業(yè)(鹽業(yè))基礎、交通便利而商業(yè)昌盛的新縣城誕生了。至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甚至曾升格為盈州[x],可見其發(fā)展勢頭之強勁。永濟縣(今河北豐潤)也是新興縣。原來只是永濟務,但“出絲枲、魚鹽,所宜稻梁黍稷”,而且民物豐衍,賦入繁阜,大定年間升為縣,并一躍“為薊郡諸縣之最”。[xi]總的來看,金代河北許多地方的經濟狀況不亞于或超過了北宋。 歷代京城都需要外地為其提供糧食等物資。金朝京城依賴的主要地區(qū)就是河北。金遷都中都后,規(guī)定各路沿河州縣均設倉存貯當?shù)丶爸苓呏菘h的稅糧,具體提到的州縣有如下幾地: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今山東臨清南、武城西、德州)、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深州之武強(今河北東光、滄州北、青縣、獻縣、武強西)。凡地在今山東者,都是在永濟渠即今南運河東岸,也即現(xiàn)山東與河北交界之地。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即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萬余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師!盵xii]其產糧之豐盛,可以想見。地方財政和民間收入也呈富庶。如金宣宗時“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盵xiii] 金元交替之際,戰(zhàn)爭摧垮了河北經濟基礎。但進入和平時期后,漸漸得到恢復,重新發(fā)展。元世祖時馬可波羅在大都等地看到的,就是欣欣向榮的景象。如大都(今北京):“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百物輸入之眾,有如川流之不息”,其周圍“約有城市二百,位置遠近不等。每城皆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蓋此城為商業(yè)繁盛之稱也。[xiv]乃是世界上最繁華的國際都市。其中僅回回商人中統(tǒng)四年就多達2953戶,“多系富商大賈,勢要兼并之家。”[xv]由北京南下至涿州路上,“沿途皆見有美麗旅舍,美麗葡萄園,美麗園囿,美麗田畝及美麗水泉”,涿州則是“一大而美麗之城”。自涿州向西至太原途中,“沿途皆見有環(huán)以城垣之城村及不少工商繁盛之聚落,與夫美麗田畝,暨美麗葡萄園,居民安樂!盵xvi]在馬可波羅的眼里,中國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所以其敘述不免會有夸張,但至少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他在北方所見所聞,已看不到任何戰(zhàn)爭后的創(chuàng)傷。又如真定府在元世祖時,“時和歲豐……鎮(zhèn)之士民輕裘綏帶,鳴絲跕足麗,嬉游宴衎……內則連甍樓棟,井肆夥繁,河朔兵余,獨稱萬家之盛。外則阡陌縱橫,耕桑彌望,熙熙然為樂郊之民。”[xvii]一派歡樂繁榮景象。其他地方也多稱富庶。如渤海之濱的昌黎(今河北昌黎),“山輝川媚,物夥民繁,利足魚鹽,土饒沃壤!盵xviii]新城(今河北新城東南)也是“古稱土壤肥饒,溉以西山紫泉之水,故凡植物豐暢茂遂!盵xix]順州(今北京順義)“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敏(繁?),蔚為饒郡!盵xx]龍慶州(今北京延慶)“地沃衍宜粟,粒甚大,歲供內膳”,“沃壤歲常豐”;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原地沃衍,多農民,植宜藍靛草,頗有業(yè)染者,亦善地也。”[xxi]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也是“川流交貫,樹藝茂盛!盵xxii]都是土地肥沃,自然資源豐富的好地方。元代中期,邢臺、南和(今河北邢臺、南和)等縣利用澧河澆灌稻田,“近水農民久蒙利益。”[xxiii] 蒙元統(tǒng)治者對京師所在的河北經濟恢復與發(fā)展非常重視,采取了諸多措施。如早在成吉思汗末年的1227年,已入蒙古的保州(今河北保定)長官張柔,面對兵火之余荒廢15年的保州城,大力開展恢復工作:“為之畫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水入城,疏溝渠以瀉卑濕。通商惠工,遂致殷富!盵xxiv]通過城市規(guī)劃、基本建設和市政建設,發(fā)展商業(yè)和手工業(yè),恢復了城市功能,取得顯著成效并走向殷實富裕。戰(zhàn)亂之后的河北荒地多、駐軍多,為解決軍需供應問題和發(fā)展生產,元政府大興屯田。如至元時,在新城、定興(今河北定興)屯田,三年間“墾田若千萬頃,而倉庾委積,如坻如京矣!盵xxv]元順帝至正時,在京畿再次大興屯田,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zhèn)(今河北山海關一帶),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州、順州(今北京密云、順義),方圓數(shù)百里內“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乃大稔。”[xxvi]獲得大面積豐收。至正中的永平路(今河北盧龍)“儲粟十萬,芻藁山積,居民殷富!盵xxvii]為當時一方樂土。在治理河流、發(fā)展交通水利和農田水利方面也頗下功夫。如通惠河、壩河、金水河、隆福宮前河、海子岸、雙塔河、盧溝河、白浮甕山河、渾河、白河、御河、灤河、河間河、冶河、滹沱河、會通河等等,都進行過治理及發(fā)展其在農田水利、交通水利方面的作用,[xxviii]對當?shù)亟洕拇龠M是不言而喻的。 2.山東及部分淮北地區(qū) 山東地區(qū)與河北一樣,在金世宗時也是“久被撫寧,人稠地窄,寸土悉墾”的狹鄉(xiāng),恢復發(fā)展的較快,以致于金人認為“山東富庶甲天下”。[xxix]如濟南“風土甚好”;[xxx]“濟南屬縣有七,水陸俱通,四方游販歲集而月至者,莫如濟陽(今山東濟陽)。濟陽有桑蠶之饒,戶口殷庶!盵xxxi]沂州(今山東臨沂)、邳州(今江蘇邳州南)廣開水渠,改變種植結構,取得豐碩成果:“比年邳、沂近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開發(fā)土地600余頃,“比之陸田,所收數(shù)倍”,豆類本身有肥田功能,豆麥輪作,又有水澆灌,產量因而大增;臨近的碭山(今安徽碭山)等縣,則利用陂湖自然水源,實行稻麥連作:“水至則畦為稻田,水退種麥,所收倍于陸地!盵xxxii]這一帶的高產農田證明了農業(yè)的發(fā)達。 元代山東的經濟形勢,可從馬可波羅在元初沿運河南下的記載中窺見一斑。 自德州至東平路上: 沿途在在皆見有不少環(huán)墻之城村,外頗美觀,內甚繁盛……執(zhí)商工業(yè),適于生活之百物悉皆豐饒。 (東平府)是一極大城市……此城為此地一帶最大之城,有商人無數(shù),經營大規(guī)模之商業(yè)。產絲之饒竟至不可思議。此外有果園,美麗堪娛心目,滿園大果。應知此中定府(即東平府)所轄巨富城市十有一所,商業(yè)茂盛,產絲過度而獲利甚巨。 自東平至濟寧路上: 沿途見有環(huán)墻之城村甚眾,皆富麗,工商業(yè)頗盛。有種種獵物,百物悉皆豐饒。 (濟寧)頗富麗,工商茂盛……此城船舶之眾,未聞見者,絕不信其有之。此種船舶運載貨物往契丹、蠻子之地,運載之多,竟至不可思議,及其歸也,載貨而來,由是此二河流來往貨物之眾可以驚人。 自濟寧至徐州路上: 沿途所經諸地,在在皆見有環(huán)墻之城村甚眾,皆大而富麗,工商茂盛。 (徐州)為一富貴城,居民是善戰(zhàn)之士,頗務工商,有帶羽毛之獵物甚饒,凡適于生活之物,悉皆豐富。其城位置于上述之河上,河中有船舶甚眾,船身大于前章所著錄者,所載貴重貨物甚多。 自徐州至邳州路上: 沿途皆見有環(huán)墻之城村,并富麗……有世界最良之鳥獸以供獵捕,凡適于人生之百物皆饒。 (邳州)城大而富貴,工商業(yè)頗 試論金元時期北方經濟1茂盛,產絲甚饒……在此城見有商人甚眾,運輸其貨物往蠻子境內,及其他數(shù)個城市聚落。此城為大汗征收賦稅,其額甚巨。 自邳州至宿遷路上: 經行美麗豐饒之地,其中頗有帶羽毛之獵物。 (宿遷)城大而華富,營工商業(yè)……此地一帶有極廣之田畝,與美麗之平原,產小麥及其他谷類頗豐饒。[xxxiii] 一路三四百公里下來,到處都是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動植物茂盛,農業(yè)、手工業(yè)尤其是商業(yè)繁榮,人煙稠密。途中沒有提到的東昌路(今山東聊城),也是“習俗和睦”,“人多讀書”,“地平土沃”。[xxxiv]窩闊臺汗末年,自武城(今山東武城)至新泰(今山東新泰),“行于野則知其為樂歲,出于途則知其善俗”,“東州既為樂土”,四方之民紛紛移居而來。[xxxv]青州(今山東青州)是傳統(tǒng)的經濟發(fā)達之地,至元年間仍然保持著良好狀況:“路沖當水驛,市早集商船。鵝鴨皆成隊,魚蝦不費錢!盵xxxvi]至少反映了商業(yè)和養(yǎng)殖業(yè)的發(fā)達。而位于膠東半島的登州、萊州(今山東蓬萊、萊州)的經濟狀況,則比較差些。登州雖“擅利魚鹽”,但“土田狹窄,瘠鹵半之”,農業(yè)落后;萊州“男通魚鹽之利,女習緝紡之業(yè)”,但“其地瘠薄,負海舄鹵,蠶谷少而人民寡”。[xxxvii]同樣由于自然環(huán)境原因,農業(yè)落后,人口稀少。 -------------------------------------------------------------------------------- [i] 張金吾編《金文最》卷88,劉秉文《保大軍節(jié)度使梁公墓銘》,中華書局1990年版。 [ii] 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證《大金國志校證》卷40,許亢宗《奉使行程錄》,中華書局1986年版。 [iii] 《大金國志校證》卷40。 [iv] 樓鑰《攻媿集》卷111《北行日錄》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v] 《金文最》卷25,王汲《云錦亭記》。 [vi] 《金文最》卷42,初昌紹《成趣園詩文序》。 [vii] 《金史》卷99《徒單鎰傳》。 [viii] 《金史》卷47《食貨志》2。 [ix] 《金文最》卷69,劉曦顏《創(chuàng)建寶坻縣碑》。 [x] 《金史》卷24《地理志》上。 [xi] 清《豐潤縣志》卷4《豐潤碑記》。轉引自謝志誠《金代河北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河北學刊》1990年3期。 [xii] 《金史》卷27《河渠志》。所言6州,與文中5州不符,疑原文有脫漏。 [xiii] 《金史》卷50《食貨志》5。 [xiv] 馮承鈞譯,黨寶海新注《馬可波羅行紀》第96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xv] 王惲《秋澗集》卷88《為在都回回戶不納差稅事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xvi] 《馬可波羅行紀》第109章。 [xvii] 《秋澗集》卷54《大元故真定路兵馬都總管史公神道碑》。 [xviii] 弘治《永平府志》卷10,〔元〕張勖《昌黎縣重修文廟碑銘并序》,上海書店1990年版。 [xix]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4《新城縣學田記》,中華書局1997年版。 [xx] 《元文類》卷29,元明善〈順州儀門記〉。 [xxi] 周伯琦《扈從集·前序,紀行詩,后序》,文淵閣四庫全書。 [xxii] 《秋澗集》卷58《大元奉圣州新建永昌觀碑銘》。 [xxiii] 王結《王文忠集》卷6《善俗要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xxiv] 《元史》卷147《張柔傳》。 [xxv] 《滋溪文稿》卷16《李注神道碑》。 [xxvi] 《元史》卷138《脫脫傳》。 [xxvii] 《元史》卷142《也速傳》。 [xxviii] 《元史》卷64《河渠志》1。 [xxix] 《金史》卷117《國用安傳》;《金文最》卷59,趙秉文《遷都論》。 [xxx] 《金史》卷85《永功傳》。 [xxxi] 《金文最》卷78,陳大舉《濟陽縣創(chuàng)建先圣廟碑》。 [xxxii] 《金史》卷50《食貨志》5。 [xxxiii] 《馬可波羅行紀》第137至147章。 [xxxiv] 孛蘭盻等撰《元一統(tǒng)志》卷1《東昌府?風俗形勢》,中華書局1966年版。 [xxxv] 元好問《遺山集》卷26《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xxxvi] 張之翰《西巖集》卷5《至青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xxxvii] 《元一統(tǒng)志》卷1《濟南路?風俗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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