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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外顯意義規(guī)避手段的隱喻
作為外顯意義規(guī)避手段的隱喻 摘 要:話語的內隱意義是語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話語表達的實際意義總是大于字面意義。話語意義的內隱性是語言交際的一個基本特征。對外顯意義的規(guī)避有規(guī)約性的策略,隱喻是這樣一種規(guī)避手段。隱喻意義的生成依賴于語境特征,是一個動態(tài)的建構過程。隱喻從本質上可以看作一種語用現(xiàn)象。
關鍵詞:隱喻;外顯;內隱;規(guī)避手段;動態(tài)性;語用策略
1. 話語意義的內隱特征
語用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語言的內隱意義。在日常交際中,人們不能完全依賴話語的字面意義來理解說話者意思。Verschueren認為意義完全外顯是不可能的,話語意義(utterance meaning)總是要大于句子的字面意義。無論多么面面俱到,話語措辭所留下來的隱含信息總比能明確表達的更多。(Verschueren,1999:26-27)為研究話語字面意義之外的那部分隱含意義,J. L. Austin提出了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并造了說話用意/施為力(illocutionary force)這一術語,他認為話面意義或句子意義(locutionary meaning)和說話用意有著根本性的區(qū)別;P. Grice則提出了會話含意理論(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并使用了含意(implicature)這一術語,表示“隱含之義”,與“所說內容”相對。(見何自然,陳新仁:2004:91)在此二人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語用學可以認為就是研究言外之意的學科。(姜望琪,2003:3-4)言外之意的理解要依賴于語境和釋話人的相關語境知識。Verschueren把意義(包括字面意義和言外之意)的生成和獲取看作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他把話語所攜帶的未披漏的信息世界叫做背景信息或者共有知識,因為必須假定這種信息在某種程度上為發(fā)話人和釋話人所共有。(Verschueren,1999:26)他把交際雙方放入由心智世界、社交世界、物理世界共同構成的語境中,語言交際中發(fā)話人和釋話人依賴語言語境以及更深層次的這三個世界的背景知識。關聯(lián)理論的提出者Sperber and Wilson則指出,話語與語境特征聯(lián)系越小,意義就越外顯。(Sperber and Wilson, 1995: 182)反之,話語與語境特征聯(lián)系越大,則意義越內隱。Verschueren(1999:33-34)總結了傳遞隱含意義四種手段:前提(或者預設)、蘊涵、常規(guī)會話含意和非常規(guī)會話含意。常規(guī)會話含意由話語中特定詞語的意義所決定,可以看作是使用特定詞語的話語所常規(guī)帶有的特征。而非常規(guī)會話含意則產生于具體的場合,其推導離不開對當時語境特征的把握。(何自然,陳新仁:2004:92)前三者是隱含意義傳遞的常規(guī)手段,可以加以策略性利用,而非常規(guī)會話含意則涉及外顯意義的策略性回避。(Verschueren,1999: 34)在書中的另一處,Verschueren(1999:156)指出了外顯意義策略性回避的幾種手段:會話含意、反諷、隱喻、禮貌和幽默。
2. 隱喻:一種語用現(xiàn)象
隱喻(metaphor)一詞來自希臘詞metapherein,即meta + pherein,大體可以理解為帶到[字面的]后面。(見陳嘉映,2003:374)隱喻的字面意義與說話者的實際含意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也就是說隱喻的意義總是內隱的。對于隱喻的認識,學界經歷了從修辭學到語義學再到跨心理學、哲學、語用學、符號學等不同學科進行研究的幾個階段�，F(xiàn)代隱喻理論對于隱喻本質的認識概括起來有隱喻是一種認知現(xiàn)象、隱喻是一種語用現(xiàn)象、隱喻是兩個不同語義領域的互動、隱喻是一種述謂現(xiàn)象等幾種。(見束定芳,2000)這幾種認識其實是從不同的學科角度對隱喻進行的描述和解釋,相互之間構成互補的關系。但無論哪一種理論都必須承認,隱喻意義的生成和理解都依賴于語境特征,隱喻是一種話語現(xiàn)象。用M. Black(1962)的理論來說,隱喻是一種以句子(話語)為框架(frame),以詞為焦點(focus)的話語現(xiàn)象。(在更大的語境下,焦點不僅限于詞語層面,它可以延伸至句子和篇章層面。)隱喻的判別必須在上下文中,在一定的語境里。在一般情況下用作隱喻的表達在某些情況下會回歸字面意義,如死隱喻的復活或者語義的回歸現(xiàn)象。例如,“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般情況下都作為隱喻表達來使用,甚至被視作一個死隱喻,表示不能惹的人或事物,但是如果在動物園的虎籠旁邊貼上了這樣一個告示的話,其意義顯然已經由隱變顯,回歸了字面意義。離開了動物園、老虎和游人等因素共同構成的物理世界,人們很難孤立地判斷“老虎屁股摸不得”這一表達究竟是否隱喻。再來看一段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對胡適打麻將的精彩描述:
一次在他背后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適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
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適有生之年里,各黨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引自熊培云“錯過胡適一百年”,天涯社區(qū)網站之關天茶舍版,2004-2-20)
如果只從字面出發(fā)的話,是無法體會這兩段話的深層含意的。孤立地看第一部分,讀者可以認為這就是對胡適打麻將的描述,是字面表達。但是結合下文看,第一部分顯然是一個隱喻表達。麻將的顏色隱喻不同學術流派、學科和思想流派、政治見解(當然,對胡適了解程度不同的人或許會得出不同的解釋);“打麻將”隱喻胡適對學術、對思想或者對政治的態(tài)度;而“摸清一色”、“手忙腳亂”則分別指兩種對待不同學術領域或者思想以及不同政治觀點的態(tài)度。離開了上下文,離開了讀者的相關背景知識和心智世界,該語篇層次的隱喻是無法得到判別和建構的。
不但隱喻的判別需要語境,隱喻意義的理解也離不開語境。Parmegiani(1983)指出,交際者獲得意義一般通過一下幾個階段:1. 預測將要說的內容;2. 了解產生這一話語的語境特征;3. 觀察說話者的面部表情和手勢;4. 利用文化形成的可能時間的世界知識。(見束定芳,2000:31-41)
John Searle(1979)在其著作《表述和意義:言語行為研究》中專門用了一章來論述隱喻問題。他認為句子意義是話語意義的一部分,但是卻不能窮盡話語意義。很多情況下,我們因為字面表達無法準確傳達我們想要表達的意義而使用了隱喻。Searle還引入了邏輯語義的真值條件來對隱喻現(xiàn)象進行解釋。他舉了以下例子說明話語意義對語境的依賴:
1. Sally is tall.
2. The cat is on the mat.
3. It’s getting hot in here.
這些句子中,依賴語境的句子成分在句子的語義結構中都得到了外顯表達:人們可以看到和聽到這些指稱表達(indexical expressions)。但是這些句子也僅僅決定了一部分真值條件,還有很多真值條件沒有在句子的語義結構中得到外顯實現(xiàn)。Tall和hot都是相對概念,對于一定語境來說的高和熱在另外的語境下不一定為真。如在女性普遍身高較低的中國,170cm的Sally會被認為是高,但在女性普遍身高較中國高的俄羅斯,170cm的Sally只是一般身高水平,不能稱為高。above也可以是相對的,在條件變化的情況下句子的真值條件也會隨之變化。比如說,如果把貓和墊子一起放到失重的外太空中,在上下位置關系界定條件失去的情況下,我們還能說貓在墊子上嗎?在字面話語(literal utterance)的情況下,說話者意義和句子意義是相同的,因此就所指對象作出的斷言為真,當且僅當該斷言滿足詞語(the general term)意義應用于一套共有的背景假設時所決定的真實條件。但是,在隱喻話語中,斷言的真實條件不由句子和句子中詞語的真值條件所決定。為了理解隱喻話語,釋話者需要的不止是語言知識、話語條件意識、以及他和發(fā)話者共有的背景假設。
在Searle看來,隱喻表達的字面可以陳述為命題S is P,但命題S is P的實際含意卻是S is R。對隱喻話語的理解過程就是計算R的值的過程。Searle指出了釋話者解釋隱喻話語時的三個步驟:
1. 他必須有某種策略以決定是否對話語作出隱喻解釋;
2. 一旦他作出尋求隱喻解釋的決定,就必須有一系列策略或原則來計算R的可能值;
3. 他必須有一套策略或者原則來限定R的范圍——以決定哪些R可能是發(fā)話者斷言的S的內容。
相應的三個策略:
1. 如果話語從字面理解有缺陷的話,就尋找與句子表面意義不同的話語意義;
2. 在聽到“S is P”時,要找出R的可能值,就必須尋找S可能與P相似的方式。在填充S與P相似的方面時,要尋找那些顯著的、廣為人知的和有區(qū)別性的P的特性;
3. 回頭看S,看R的多種可能值中的哪些接近S。
Searle還用圖形形象地描述了隱喻句子意義與話語意義之間的關系:
簡單隱喻話語:說話者說S is P,但是卻意指S is R。即R只有一個值,或者一個隱含意義。
開放式隱喻話語:說話者說S is P,但是卻隱喻性指向多種含意R1、R2、R3、R4等等。亦即R有多個可能值,或多個隱含意義。
死隱喻:原始的句子意義被忽略,句子獲得了 作為外顯意義規(guī)避手段的隱喻和原來的隱喻話語意義相同的字面意義。
Searle的分析充分說明了隱喻是一種依賴語境來建構和解析的語用現(xiàn)象,隱喻意義的獲取,即藉由P值推斷R值的過程是一個意義由外顯轉向內隱的過程。
3. 隱喻:動態(tài)的意義生成過程
Verschueren(1999)認為語言使用過程是不斷從可供選擇的語言范圍(variability)中作出可協(xié)商的選擇(negotiability)從而達到順應(adaptability)交際的需要的過程。語境和語言結構在語言選擇的過程中相互作出順應,從而動態(tài)地生成話語意義。語言使用或者選擇過程的動態(tài)性要注意三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動態(tài)性與時間密切相關;其次,語境因素,如作為交際主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以及他們的認知心理狀態(tài)也都影響著順應的動態(tài)性;第三,語言的線性結構序列特征對交際過程的許多現(xiàn)象起著制約作用。在Verschueren看來,語言使用本身就是一種活動或者事件,如課堂教學、求職面試、公事晤談、商務洽談等。各種類型的言語活動構成不同的言語行為框架,但言語體裁的靈活性使言語使用者在各類活動的穩(wěn)定框架范圍內作出語用上的動態(tài)順應。這樣,話語意義的生成除了要考慮語境因素和語言結構因素以外,還要考慮使用不同的語用策略,這樣才能作出因人、因時、因地而異的適切的語言選擇,表達出符合語境的意義。Verschueren認為語言使用的策略,就是利用意義生成過程中的外顯性和內隱性間相互作用的種種方式。他把隱喻視作一種回避意義外顯的語用策略。隱喻意義的生成是一個動態(tài)的建構過程,時間、語境、語言結構和建構者的心智以及百科知識都是這一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我們不妨結合下面例子對隱喻內隱意義生成過程的動態(tài)性進行說明,這一例子選自《中華讀書報》2004年11月份10日刊登的作家池莉寫的“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
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不是鹿茸,不大補;不是大黃,不大瀉;不是嗎啡,不麻醉;不是罌粟,不癡狂。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是冬蟲夏草,興味平和;是中國的溫補,既補內虛,還固本生精,提高免疫力。這是我學過醫(yī)的毛病,喜歡亂開處方。
套用Searle的公式,我們可以把池莉對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S)的描述看作一個命題S is P(其否定形式則可邏輯表述為Not S is P),與P對應的字面表達是鹿茸、大黃、嗎啡、罌粟、冬蟲夏草、溫補等。直接從字面理解的話,這個命題顯然是有缺陷的,現(xiàn)實主義不是藥品,也不是藥品的屬性,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概念域(這一過程顯然已經涉及到釋話者的認知能力和百科知識),因此必須尋找與字面意義不同的話語隱含意義,即R的可能值。根據Searle提供的第二個策略,我們應該尋找S與P可能相似的方式或方面。那么,上海的現(xiàn)實主義與這些藥品的相似之處如何能得以建構呢?這就需要釋話者對話語產生的時間、上海的城市性格特征以及池莉本人的背景(醫(yī)學出身)加以考慮了。同時,話語本身的文字線性結構也給了釋話者以提示(鹿茸之于大補、大黃之于大瀉、嗎啡之于麻醉、罌粟之于癡狂、冬蟲夏草之興味平和等皆提示了上海的穩(wěn)重平和、腳踏實地、不急躁冒進等城市特征,即R的可能值)。這樣,語境因素和語言結構的共同作用就通過釋話者的建構動態(tài)生成了該隱喻表達的含意。
4. 結語
Searle把只有一個R值的隱喻視作簡單隱喻,而有多個可能R值的隱喻則被稱作復雜隱喻,或者開放式隱喻。一般來說,隱喻作為一種語用策略,它給人們帶來的是文字意義內隱的審美效果,是新的認知世界的視角,是表達的婉轉和禮貌。隱喻表達中本體和喻體的認知距離,或者說字面意義(P)與內隱意義(R)的差異程度構成文字表達的張力,正是這種張力成就了隱喻的詩性,使得隱喻成為詩歌的語言。Sperber and Wilson(1995:236)也認為,總體而言,潛在含意范圍越大,聽話者建構該范圍的責任越大,則話語含意越具詩性,隱喻越有創(chuàng)造性。也就是說,一個好的隱喻應該是能作出多種解釋的,能濃縮進多種隱含意義的隱喻。作為一種外顯意義回避手段的語用策略,成功的、有創(chuàng)意的隱喻之奇之美就在于這種濃縮,在于一個隨意使用的表達可以決定很大范圍的可接受弱含意。(同上:237)
參考文獻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Searle, J. R.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Sperber, D. & Wilson D.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Verschueren, J. 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陳嘉映,2003,語言哲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何自然,陳新仁,2004,當代語用學[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姜望琪,2003,當代語用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束定方,2000,隱喻學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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