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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 摘要:文化因素在文學翻譯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正確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對于提高翻譯作品質(zhì)量和促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討了幾種處理文學翻譯中文化差異的方法,無論采用哪一種方法或兼并使用,翻譯的目的是為了創(chuàng)造更完美的翻譯作品——既充分體現(xiàn)原文的風格、內(nèi)涵又滿足譯文讀者的需要。
關(guān)鍵詞:文化差異;文學翻譯;源語(source language) ;目的語(target language)
隨著全球經(jīng)濟、政治和科技的一體化,多元文化并存勢在必行,文化在各國交流與往來中變得極為重要。受其影響,文化成為文學翻譯作品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會中,翻譯已不再僅僅被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zhuǎn)換,而被看作是一種跨文化交際的行為。翻譯成為了一種文化模式的轉(zhuǎn)換。人們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際)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際) ”等一系列術(shù)語來替代“翻譯”(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樣更加準確、恰如其分地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是創(chuàng)造完美翻譯作品的關(guān)鍵。本文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盡量減少文化差異的四種不同的翻譯方法。
一、文學體裁和文化差異
翻譯實踐是與翻譯作品的文體緊緊相聯(lián)的。不同文體的翻譯作品有著各自獨特的語言特征。只有在同時掌握源語和目的語兩種語言的特征且能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情況下,譯者才能創(chuàng)造出真實體現(xiàn)源語風格的翻譯作品。作品語言風格的不同就意味著所蘊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體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載的文化因素較少。在這類作品的翻譯過程中,準確如實地將源語信息內(nèi)容轉(zhuǎn)化成目的語遠遠比對兩種語言文化的轉(zhuǎn)換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學體裁的作品中,如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化就成為翻譯中應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譯作就成了沒血沒肉的、只是由詞匯和句子堆積起來的軀殼。在讀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譯作也是沒有靈魂的作品。因此,優(yōu)秀的譯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應充分考慮如何處理不同體裁作品中的文化差異。
在所有的文學作品中,詩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種文學體裁,無論是其形式或內(nèi)容都充分展現(xiàn)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語的十四行詩和漢語的七律詩都體現(xiàn)了各自濃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譯實踐中,除準確地再現(xiàn)詩的內(nèi)涵、風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還應譯出詩的文化特色。許多翻譯技巧,例如增補、注釋、回譯、替代等,都可以用來解決翻譯中出現(xiàn)的文化差異現(xiàn)象,從而使目的語讀者能夠充分體會源語的文化風格。眾所周知,漢語語言重視意合(Parataxis) 而英語語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漢語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語言中有許多無主語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語語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語。因此,在英漢翻譯中,可以通過增加或刪減主語、賓語、關(guān)聯(lián)詞等來實現(xiàn)語言和篇章的連貫以及解決兩種語言文化差異的矛盾。例如,唐代詩人李白的《靜夜詩》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譯為了符合英語形合的特征,譯者按照英語“主謂賓(SVO) ”結(jié)構(gòu)的語言模式,增加了主語“I”、關(guān)聯(lián)詞“if”和謂語動詞“see”;譯者采用詮釋的方法,將“床前明月光”譯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來彌補文化差異的一種翻譯技巧。例如:“眾人拾柴火焰高”可譯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這里,譯者根據(jù)英語讀者的文化習慣用“眾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眾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膽小如鼠”被譯作“as timid as a rabbit”。當漢語轉(zhuǎn)換成英語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為英語國家的讀者在他們的文化氛圍中認為“兔子最溫順”,而不理解“膽小如鼠”。其它類似的例子如下:
如魚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遙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撈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壯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陳安定,1998 ,P271)
翻譯之前,認真研究文學作品的體裁和語言特征是處理文化差異的一個關(guān)鍵。譯者應根據(jù)英漢兩種語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盡量減少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文化差異。
二、動態(tài)對等和文化差異
為使源語和目的語的之間的轉(zhuǎn)換有一個標準,減少差異,尤金·A·奈達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fā),根據(jù)翻譯的本質(zhì),提出了著名的“動態(tài)對等”翻譯理論,即“功能對等”。在這一理論中,他指出“翻譯是用最恰當、自然和對等的語言從語義到文體再現(xiàn)源語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達有關(guān)翻譯的定義指明翻譯不僅是詞匯意義上的對等還包括語義、風格和文體的對等,翻譯傳達的信息既有表層詞匯信息也有深層的文化信息�！皠討B(tài)對等”中的對等包括四個方面:1. 詞匯對等,2. 句法對等,3. 篇章對等,4. 文體對等。在這四個方面中,奈達認為“意義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語的文化意義并阻礙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學翻譯中,根據(jù)奈達的理論,譯者應以動態(tài)對等的四個方面作為翻譯的原則準確地在目的語中再現(xiàn)源語的文化內(nèi)涵。
為了準確地再現(xiàn)源語文化和消除文化差異,譯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個步驟。第一,努力創(chuàng)造出既符合原文語義又體現(xiàn)原文文化特色的譯作。然而,兩種語言代表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類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現(xiàn)原文文化內(nèi)涵的完美的翻譯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譯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現(xiàn)源語文化。第二,如果意義和文化不能同時兼顧,譯者只有舍棄形式對等,通過在譯文中改變原文的形式達到再現(xiàn)原文語義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語諺語“white as snow”翻譯成漢語可以是字面意義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國南方幾乎全年無雪,在他們的文化背景知識中,沒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內(nèi)涵? 在譯文中,譯者可以通過改變詞匯的形式來消除文化上的差異。因此,這個諺語在漢語中可以譯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鷺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語成語“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為“蘑菇”, 但譯為漢語多為“雨后春筍”,而不是“雨后蘑菇”,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人們更為熟悉的成語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筍”。第三,如果形式的改變?nèi)匀徊蛔阋员磉_原文的語義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創(chuàng)”這一翻譯技巧來解決文化差異,使源語和目的語達到意義上的對等�！爸貏�(chuàng)”是指將源語的深層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成目的語的表層結(jié)構(gòu)(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將源語文章的文化內(nèi)涵用譯語的詞匯來闡述和說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傷風,他就染上感冒�！�(劉宓慶,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內(nèi)涵并不是靠詞匯的表面意義表達出來的,而是隱藏在字里行間里。
因此,如按照英漢兩種語言字面上的對等來翻譯,原句譯為“他靠傳染來思維,象感冒一樣獲得思想”,這樣,原文的真正意義就無法清楚地表達。事實上,在漢語中很難找到一個完全與英文對等的句型來表達同樣的內(nèi)涵。于是,譯者將源語的深層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成目的語的表層結(jié)構(gòu),即用目的語中相應的詞匯直接說明、解釋原文的內(nèi)涵,以使譯文讀者更易接受譯作。
根據(jù)奈達的翻譯理論,文化差異的處理是與從語義到文體將源語再現(xiàn)于目的語緊密相聯(lián)的。只有當譯文從語言形式到文化內(nèi)涵都再現(xiàn)了源語的風格和精神時,譯作才能被稱作是優(yōu)秀的作品。
三、異化和歸化
近20 年來,越來越多的翻譯者都將翻譯視為交際翻譯或文化翻譯。為處理交際或文化翻譯中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異現(xiàn)象,產(chǎn)生了異化和歸化兩種翻譯理論,從而為解決文化差異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
異化,在英語中可稱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一種翻譯理論。美國翻譯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異化理論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譯”的概念,即譯作在風格和形式上應完全保留源語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語,且忽略目的語讀者是否接受源語的文化意象。
對于贊成異化理論的譯者而言,翻譯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讓目的語讀者理解和接受源語文化。
因此,譯者無需為使目的語讀者看懂譯文而改變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譯者應將源語文化“移植”于目的 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語文化中,以讓譯文讀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語的文化。在《紅樓夢》的英譯中,楊憲益先生采用了異化理論,保留了源語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處,楊先生直接將富含中國文化意象的詞匯轉(zhuǎn)換到了英語中。“storm”和“l(fā)uck”兩個單詞在漢語中就是“風云”和“禍�！�,在英語中卻失去了對等的含義。但為了保留源語的文化特色,楊先生采用了異化的理論來處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語的成語。
在英語國家的背景知識中,只有“神( God) ”,沒有“天”。然而, 《紅樓夢》是一部貫穿了中國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紅 如何處理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國古典小說。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圍,楊先生在翻譯時根據(jù)異化的理論將“天”譯作了中國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與異化相反的理論是歸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歸化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翻譯理論。尤金·A·奈達是歸化理論的代表。奈達認為“翻譯作品應是動態(tài)對等的,不僅表達形式而且文化都應符合目的語規(guī)范”(郭建中,2000 , P79) 。對于贊成歸化的譯者而言,翻譯作品時應排除語言和文化兩方面的障礙,翻譯的責任就是消除語言和文化障礙,讓目的語讀者接受譯作。因此,只追求詞匯上的對等是不夠的,翻譯最終的目的還應是通過將深層結(jié)構(gòu)轉(zhuǎn)換成表層結(jié)構(gòu)或翻譯“文章內(nèi)涵”來獲得“文化”對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衛(wèi)·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譯《紅樓夢》時使用了歸化的理論。例如,霍克斯直接將英語成語“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譯為成語本身的風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將帶有佛教色彩的“天”譯為西方讀者更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譯臺灣小說家白先勇的英語小說《永遠的尹雪艷》時,譯者也使用了歸化的方法來處理文化差異。“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臘人們觀賞戲劇、歌舞或交流學術(shù)經(jīng)驗的地方。在英譯漢的過程中,為滿足中國讀者的習慣將其譯為“蘭心劇院”�！疤m”源于中國文化中的“梅、蘭、菊、竹”,是一個極富中國文化底蘊的詞匯,遠比直接將“Lyceum”譯為“劇院”意義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詞組屬典型的漢語特征。因此,“蘭心劇院”的翻譯是以目的語———漢語作為歸宿的。
在翻譯中,異化和歸化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理論,但是它們相互之間并不矛盾,可以同時為翻譯者所使用。通過對翻譯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較,譯者可以使用異化或歸化處理翻譯中的文化差異,以達到不同的效果。例如,當譯者想介紹源語文化時,用異化理論來表達源語文化的風格和形式;反之,當譯者打算適應目的語讀者時,歸化應是第一選擇。
四、創(chuàng)造性叛逆和文化差異
在文學翻譯中,譯者經(jīng)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語規(guī)范直接翻譯源語文本還是依照目的語規(guī)范再創(chuàng)源語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語的文本,更能為目的語讀者接受。事實上,創(chuàng)造性本質(zhì)蘊藏于任何文學翻譯作品中。在某種程度上,翻譯作品不僅僅是源語文本的再現(xiàn),而且與源語文本相比較是一種再創(chuàng)造。法國文學家、社會學家羅伯特·埃斯卡皮認為“翻譯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創(chuàng)造性叛逆是一個與文化差異處理直接相關(guān)的術(shù)語。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現(xiàn)了許多超過原作的優(yōu)秀的翻譯作品。例如,詩人惠特曼認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譯的德語版的《草葉集》遠遠地勝過他自己的原作。
創(chuàng)造性叛逆廣泛存在于文學翻譯中。它具有兩方面的目的:
一是滿足目的語讀者的文化思維和習慣并使他們較容易地接受譯作。例如,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小說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譯為漢語應是《表妹貝德》或《堂妹貝德》以及《高里奧大伯》,但是為了縮短目的語讀者和原作之間的距離,翻譯家傅雷根據(jù)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獨特的背景將這兩部作品譯為更符合中國讀者習慣的《貝姨》和《高老頭》。傅雷的翻譯在中國讀者中廣為流傳以至原作的法語標題漸漸為人們所淡忘。
二是用強行的方式向目的語讀者介紹源語,包括源語的語言和文化知識。例如:在翻譯T. S. 艾略特的《J ·阿爾弗雷得·普魯弗洛克的愛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謝天振,1999 ,P150)譯者為了向中國讀者介紹歐化句型,將其譯為:“是否我,在用過茶,糕點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這一刻推到緊要關(guān)頭” ( 謝天振,1999 ,P150)
從中國讀者的角度出發(fā),這個翻譯的句子無論是從意義還是從句型結(jié)構(gòu)而言,都與他們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遠。但譯者使用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現(xiàn)了源語的風格和內(nèi)涵。
創(chuàng)造性叛逆的使用為解決許多文化差異上的矛盾和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向。然而,在文學翻譯中,值得注意的是創(chuàng)造性叛逆絕對不能毫無止境、不經(jīng)思索的亂用。在使用創(chuàng)造性叛逆之前,譯者首先還應遵循一定的翻譯標準或原則,例如嚴復的信、達、雅,奈達的動態(tài)對等,錢鐘書的“化”等;其次,在處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蘊的意象時,用創(chuàng)造性叛逆來滿足目的語讀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語概念。
另外,譯者應記住濫用創(chuàng)造性叛逆會導致對讀者毫無益處的“壞譯”、“誤譯”或“錯譯”。
從以上所分析的,我們得出結(jié)論文化是文學翻譯中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處理源語和目的語之間的文化差異直接影響翻譯質(zhì)量和效果。只要譯作能夠生動、全面的再現(xiàn)源語作品并為目的語讀者接受,處理文化差異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當?shù)那抑档迷谖膶W翻譯領(lǐng)域內(nèi)宣傳和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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